希臘文明對歐洲的影響幾乎是滲透每一個細胞的，這就像是遺傳基因，雖然每一代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前後相隔數百年、數千年的人卻保持著差不多的遺傳基因，如果細細品味，幾乎方方麵麵都可以找到源自希臘的遺傳因素。如同中國經常引用春秋戰國時的事件、典故、戰例、政治信條、哲學道理等，歐洲也會經常從古希臘人那裏尋找各種理由、證據。熱那亞、威尼斯重溫了雅典之夢，那麼德國就想重現亞曆山大的輝煌，這首先就是德國的統一。
德羅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是普魯士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普魯士曆史學派的創始人，他畢業於柏林大學，在校期間受到黑格爾、伯克等人的影響。畢業後擔任方濟各會牧師，並同時在大學授課，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語言學教授，1848年成為法蘭克福議會議員，並任立憲委員會秘書。1849年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拒絕當德國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隨即退出政界。1850年與桑威爾（C。Samwer）合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與丹麥關係史》，晚年編寫《普魯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作為政治家，他宣揚一種大德國觀念，他認為，德國的統一隻有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才能實現，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現實主義政治思想。他的《曆史知識理論》是一部兼重史事考證與史學理論建構，從1857年起，他曾17次在大學講授“曆史知識理論”。德羅伊森是第一個用“希臘化”這個詞來指稱亞曆山大後的希臘時代的，他此後的主要興趣轉向了普魯士曆史，《普魯士政治史》就是他的成就。德羅伊森實際上是一個卑斯麥的支持者，他的現實政治曆史關懷就表現在他用馬其頓的擴張征服來論證卑斯麥“鐵血”政策的合理性。
德羅伊森年輕的時候就對亞曆山大很感興趣，他的《亞曆山大大帝傳》（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早在1833年在漢堡出版，那時他不過24歲。他認為亞曆山大具有很高的創造性，且以一人之力影響了整個東西方曆史，他認為這是一個新曆史的開端，對東西方而言都是如此。後來，他又研究了亞曆山大的繼承者，並且很快又出版了《亞曆山大的繼承者》一書。在這本書中，他認為“古希臘政治、教育製度在東方民族中的擴散”。它使用了“hellenism”一詞，德羅伊森認為希臘化時代的時間範圍應該從公元前280年希臘化世界三足鼎立開始，到奧古斯都大帝為止，此後，曆史學界就開始普遍使用“希臘化時代”這一概念。德羅伊森認為，希臘始終是分散的，直到馬其頓在亞曆山大崛起後，使用武力才統一了希臘世界，並且把希臘文化大幅度地擴展到了東方。他雖然沒有在曆史研究的書籍中直接用此說明德國武力統一的必要性，但他的意思已經顯而易見。他曾寫信給他的朋友說：“在我看來，沒有任何重要的時期像我冒昧稱作‘希臘化時代’的時代受到這樣的忽視”。
除了德羅伊森外，19世紀還誕生了一大批曆史學家，他們中很多人對“希臘化時代”進行了重新研究，比如伯瑞（J。B。Bury），比萬（E。R。Bevan）、羅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這之後，“希臘化時代”被正式寫進教科書。
其實，歐洲之所以遲至19世紀才忽然注意到亞曆山大至奧古斯度這段時間的希臘化曆史，因為19世紀也是歐洲工業革命時期，正是歐洲重現向外大擴張的時候，在方向上也是從西向東的擴張，隻不過這一次是真正的全球性的，整個世界都被納入到西方體係中，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放大版的“希臘化”，或者說歐洲化更合適，不過，歐洲也是希臘的繼承者，所以，說這一次歐洲對全世界的擴張是第二次“希臘化時代”也不算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