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應當怎麼研究
幾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經濟史在我國史學中一向占有一種“一家獨大”的特殊地位。“文化大革命”前，全國史學界曾就五個重大問題展開過持久而熱烈的討論，其中就有四個屬於經濟史研究領域（或者與經濟史研究有密切關係）。“文革”以後的幾次全國性的史學大討論，也屬中國經濟史的範疇。但是在進入1990年代後，這個學科麵臨著日益嚴重的危機。導致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方法論方麵的問題，而唯一的克服危機的辦法是不斷地改進方法。國際經濟史學近年來在應對“史學危機”方麵所作過的探索和所獲得的經驗，無疑對我們具有重要的意義。近來李丹（Daniel Little）教授對於海外（主要是美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近況作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對於我們了解國外同行的哪些方法值得借鑒頗有幫助。在此，我即從該總結的一些重要內容出發，就“經濟史應當怎麼研究”的問題，談一些自己的體會。
一、什麼是經濟史與經濟史研究什麼
經濟史應當怎麼研究，首先取決於這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因此“經濟史研究什麼”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什麼是經濟史”的問題。
“什麼是經濟史？”對此向來有不同的解釋。在各種說法中，以吳承明和希克斯的解釋最為合理。前者認為經濟史是“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經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後者則認為經濟史“可以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即一個具有可以認識其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
由這兩個定義出發，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由於經濟史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可以認識的客觀存在（盡管已經過去了），所以經濟史研究是一種科學的研究。這種研究的科學性源自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巴勒克拉夫說：“在所有社會科學中，對曆史學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他並引用戴維斯的話，說：“迄今為止，經濟學是對曆史學唯一作出最大貢獻的社會科學”。其主要原因不僅是因為“自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時代以來，曆史學家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經濟因素在曆史變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為“經濟學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方麵遠遠走在其他社會科學前麵”。在曆史學各學科中，經濟史學是最早“社會科學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經濟史使用了經濟學所提供的方法。
但是經濟史學不僅包括對過去的經濟實踐進行研究，而且也包括對這種經濟實踐進行描述，因為將過去的經濟實踐清楚地描繪出來並展示給世人是經濟史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從學科特點來說，現象描述是傳統的史學的一個主要特點和優點，傳統的史學也因此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經濟史學兼具研究和描述的功能，因此可以說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或者說是一個社會科學化了的人文學科。
因此如何把研究和描述這兩者很好結合起來，是經濟史學家要解決的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對“經濟史研究什麼”進行更加全麵的界定。在這個問題上，李丹對經濟史作了很有意義的解釋。他說經濟史，乃是“以證據為基礎，經濟史學家對一個確定的時空範圍內的經濟的主要特征進行描述。這些特征包括：該經濟所生產的工農業產品的種類、數量與質量，用以進行生產與分配的技術與製度，人口的規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質福利，等等”。應當說，這個說法是比較全麵的。
二、經濟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經濟史研究需要什麼方法，也取決於經濟史研究的內部分工。李丹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經濟史研究包括以下三個主要部分：
首先，充分搜集、確認各種與經濟現象有關的資料（如價格、工資、消費水平等），以此作為基礎，來重現過去的經濟事實和經濟行為。
其次，辨認那些明顯的經濟方式（不論這些方式是否發生了變化）。
再次，對這些方式進行解釋。
由於經濟史研究包括上述三個主要部分，而每個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適用於其中某個部分的方法誇大為整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應當根據不同的研究，什麼方法合適，就使用什麼方法。在這裏，我們特別要警惕那種在經濟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經濟學方法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