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具有優秀的史學傳統，但是傳統史學也有自身的缺陷。到了西學東漸之後，麵對著近代西方史學的挑戰，這些缺陷日益暴露了出來。一百年前，梁啟超在其《新史學》一文中，最早對這些缺陷進行了全麵分析，並號召創立一種新史學。從梁氏的詮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實際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學為藍本設計的。近代西方史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日益社會科學化（亦即越來越依靠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學》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學研究應當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在該文中，這個理論即為進化論），要探討規律和規則（即“求得其公理公例”），要從社會科學各學科乃至自然科學有關學科中汲取方法（“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梁氏的這個號召體現了時代的要求，從而開啟了中國史學的新時代。
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使史學得以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進行研究，從而極大地改變了史學本身。但是這也意味著：一旦社會科學中的主要理論和方法發生變化，那麼史學也難以不受影響。而隨著社會的變化，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也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史學倘若不隨著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而變化，就難免陷入僵化的結局。而僵化的結果就是史學的衰亡，誠如年鑒學派第三代領導人之一勒高夫所說：“我們希望繼續存在和發展。靜止等於死亡”。
20世紀是一個社會科學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這個劇變對於史學產生了空前的衝擊，從而導致了全球性的“史學危機”。這個危機開始於1960年代，到20世紀末達到高潮，現在仍在發展。這個危機的矛頭主要針對的是構成以往史學研究基礎的理論與方法。因此國際性的史學危機，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危機。要擺脫危機，就必須不斷地改進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換言之，必須全麵檢討原有理論和方法，揚棄其中已經被證明不合理的部分，從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斷探索新的理論和方法。出於這樣的原因，在20世紀最後一二十年中，國際史學界出現了一個檢討與探索理論與方法的浪潮。這正是曆史學力圖克服危機、爭取生存和發展的表現。
在國際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自20世紀中期以來，理論和方法一直不斷變化。但是直到1980年代，許多學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都把從西方經驗中獲得的發展模式當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有意無意地將其強加於中國實際。然而，這些模式近來正在受到猛烈的批評，並在許多方麵已被證明是謬誤。一些激進的學者更明確聲稱：如果要改進對中國經濟史的認識的話，就必須擺脫一切從西方經驗中得到的原理、分析概念乃至認識規範。由於對現在使用的理論和方法感到惶惑，中國經濟史學界出現了一股懷疑主義的思潮。一些學者甚至主張中國經濟史研究應當回到以考證為主的舊日漢學去。
今天中國經濟史學出現的這種危機，並非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過去幾十年中曆史學遭受的全球性理論危機的一個反映。對於如何對付這個危機，現在學者們在許多方麵尚未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已經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國經濟史學“轉危為安”的話，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危機，而不能回避之。
在本文中，我將重點討論明清江南農業經濟的變化。江南即長江三角洲，自公元9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先進的地區，並且在中國今日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而本文中所說的明清時期，始於16世紀中葉，終於19世紀中葉，也被稱為中國的“近代早期”。
一、“脫離常軌”——江南農業經濟變化的一貫特點
在過去的20年中，江南的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方麵，無錫縣可以說是一個代表。雖然該縣很早就被認為是中國較富裕的縣份之一，但在1980年代以前，它一直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農村人口占了全縣人口的絕大部分。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到該縣調查時，農村仍然相當貧窮。許多人家還住在土坯和稻草建成的老房子裏，新建住宅的式樣和內部設施也很差。很少人家有彩色電視機，沒有私人電話，沒有自來水，自行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自1979年開始，該縣農村經濟的發展步伐逐漸加快。在1980—1994年間，該縣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高達20%以上。到1994年，全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5000元，比全國平均數字高出3倍以上。而這一高速成長的主要動力又是來自農村。到1993年，農村工業產值已占到該縣工農業總產值的85%，而且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都在農村工業中工作，因此可以說該縣農村已經工業化。但是這個工業化並未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到1994年，該縣農業生產已基本實現機械化，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在一些村子，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每人每年平均生產糧食超過11噸，勞動收入大大超過農村工業中的工人。由於經濟的高速成長，農村居民的收入也隨之大大增加。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有了巨大的提高，幾乎全都搬進了式樣美觀、內部設施完備的新住宅，彩色電視機、自來水、洗衣機早已普及，電話、錄像機、煤氣、摩托車等也正在迅速普及之中；甚至大多數中國城市家庭不敢想象的高級奢侈品——小汽車，也正在進入這裏農村居民的家庭。
江南大多數農村的情況，與無錫縣大體一樣，隻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過去10多年中，江南農業經濟有了巨大的進步，已經初步實現了近代化。
江南農業經濟20年來發生巨變的原因何在？人們通常把這一巨大變化歸功於1979年的改革。這一改革是對以前30年實行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否定。這些政策阻礙了江南農業經濟的發展，所以改革才引發了巨大的經濟進步。然而，不論在1979年以前還是以後，中國領導者在製定農村政策時，主觀目的都是盡快地實現農業經濟的近代化。他們力圖使用其所認為最佳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但是這些方法卻有著巨大差別。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家庭農業改造為集體農業，從而實行大規模的經營；取締農村手工業和商業及限製農家副業，從而使得農民專力於農業，實行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等等。而1979年的改革，卻恰恰相反。集體農業回複到家庭農業，從而使農業經營方式又從大變小；恢複和發展農村工業、商業和副業，因而使農民又變成了“亦農亦工”、“亦農亦商”的生產者；等等。
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學者來說，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那些方法，似乎是十分合理的；而1979年以後的“回歸過去”的方法，反而有些難以理解。原因是前者符合那種公認的農業經濟近代化的“正常道路”，而後者則與這種道路難以相容。因此，雖然人們都承認1979年的改革的確導致了江南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是他們對1979年以前和以後政策所體現的農業經濟近代化方式及其後果卻感到迷惑不解。人們隻能說：江南農業經濟的變化脫離了近代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
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還不僅限於此。江南農業經濟變化的“脫離常軌”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情況。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時間範圍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過去的一千年中江南農業經濟的變化，也總是“脫離常軌”。
早在公元9世紀後期，江南已經出現了一個相當發達的農業經濟。我雖然不同意“宋代江南農業革命”論，但是也承認宋代江南農業確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農業技術、畝產量、商業化、勞動生產率等主要方麵，江南無疑都走在當時世界大多數地區的前麵。如果我們隻是從11世紀至13世紀的情況來推測未來的發展，那麼肯定會認為：如果說世界有一些地區將有可能出現近代農業革命的話，那麼其中最有希望的地區之一應當就是江南。一直到17世紀初期，無論用西歐或者其他地區的標準來衡量，江南農業仍然是相當先進的。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學派對17世紀中期以前江南農業發展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所達到的水準予以很高的評價，並且相信它完全可能出現西方式的近代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然而一直到20世紀中期，這個近代農業革命始終沒有出現。學者們將其原因歸之於農業技術停滯、人口壓力加劇、農民生產經營規模狹小、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以及地主、商人和國家對農民剝削的加強，等等。他們假設：如果消除了這些因素，江南農業仍然可能甚至必然會出現近代發展。然而事實卻是：盡管江南的人口壓力由於太平天國戰爭（1853—1864）而大大減輕了，西方的近代農業技術也逐漸傳入了江南，但是到1949年為止，江南依然沒有出現近代農業革命的征兆。1949年以後，江南農村社會被徹底改組，舊的生產關係隨著地主、商人階級的消滅而不複存在，過去的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被改造為大規模的集體農業，近代農業技術也開始被有計劃地積極引進和推廣。然而，在1949—1979年的30年中，盡管江南農業也確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卻一直在下降。農村依然很貧窮，農業生產技術和方法仍然很落後，距離近代化還是十分遙遠。
總之，最近一千年來江南農業經濟的變化，總是和我們對它的預期相違：在我們預期它會出現近代發展的那些時候（例如在宋代或明代後期），這個發展並未出現；在1949—1979年間，盡管國家積極地采用那些大家認為會促進近代發展的手段來推動這一發展，結果卻是以失敗而告終。然而，在1979年以後，這個發展卻又出人意料地出現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這個發展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於我們心目中的那種近代化道路。由此可見，“脫離常軌”確是江南農業經濟變化的一貫特點。這裏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二、西方中心論與江南經濟史研究
簡單地說，“脫離常軌”之所以成為江南農業經濟變化的一貫特點，是因為這個變化實際上所走的道路，和我們心目中它應當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那麼，我們心目中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什麼呢？為什麼我們總是把這種道路作為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呢？
很明顯，我們心目中的中國經濟變化應當走的道路，實際上就是西方經濟變化已經走過的道路。而我們之所以把西方走過的道路當作“正常軌道”，又是因為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在我們的研究中占據著統治地位。
近代中國的經濟史學是從西方和蘇聯引進的，它們又都以19世紀的西方學術為基礎。19世紀西方社會理論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以西方為中心，把西方的經驗（特別是近代早期以來西方的經驗）視為人類社會變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規律。非西方社會中的變化也被認為基本上是沿著與歐洲相同的道路，盡管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這種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也成為了中國經濟史學的基本觀點之一。盡管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強烈反對那種把西方視為至高無上的帝國主義觀點，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來西方經濟變化的道路是近代經濟成長的唯一道路，中國經濟變化也一定會沿著這條道路前進。非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家也如此，特別是他們在解釋中國何以未能發展出自己的資本主義時，基本上也是以歐洲為標準來尋找原因。因此，每當我們發現中國曆史上的某些經濟變化與近代早期西方經濟成長有相似之處，我們就認為這是中國會發生近代經濟成長的證據；相反，中國與西方的相異之處，則被視為中國之未能發生近代經濟成長的障礙，如果消除了這些障礙，中國仍然會出現近代經濟成長。因此，許多中國經濟史學者們耗費了巨大精力所進行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預先設定了結論的研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力圖把中國曆史的真實，硬塞進西方近代早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由於中國的實際與西方模式確實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從西方模式來看中國的曆史，自然發現中國的經濟變化總是不合規律，脫離常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