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經濟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中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跡。這個經濟奇跡為何會發生？為此問題尋找正確的答案，成為今天世界各國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的重大任務。
歌德曾經說：“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同樣的道理，要認識中國今天的經濟奇跡，就必須對19世紀中期西方到來以前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作全麵深入的檢討。正如柏金斯所言，中國的現在是中國過去的延續；中國在最近幾十年中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的曆史依然映照著中國的今天，“過去”的影子可以見諸眾多方麵。隻有從曆史的長期發展的角度出發，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國經濟奇跡。
一、“脫亞入歐”：今天的江南經濟奇跡
在過去一千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同時，江南也一直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保留了最為豐富的經濟史文獻。因此之故，江南在中國經濟史上也擁有特別的地位，同時在過去近一個世紀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江南是研究最深入的地區。中國經濟史中許多有影響的理論模式都來自江南經濟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經濟史研究作為這些理論的主要的經驗研究基礎。江南的情況往往被當作中國的“典型”或者“代表”，從中得出相關的理論模式。
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江南”地區，通常指的是長江三角洲。但是對於長江三角洲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則有狹義和廣義之說。狹義的長江三角洲，即我過去界定的“江南”的範圍，大體包括東起今天的上海、西北至南京和西南至杭州的三角形地區。而晚近政府規劃部門、經濟學界和媒體所說的長江三角洲為廣義的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南京、南通、紹興、常州、台州、嘉興、揚州、鎮江、泰州、湖州和舟山16個“市”（直轄市、省級市、地級市），範圍比狹義的長江三角洲大得多。大致而言，狹義的長江三角洲可以說是廣義的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而廣義的長江三角洲則是狹義的長江三角洲的放大。由於今天的經濟統計多以廣義的長江三角洲為單位，因此本文所說的江南地區也指的是廣義的長江三角洲，而非我過去所界定的狹義的長江三角洲。
依照2002年的數字，江南地區麵積大約為10萬平方公裏，實際居住人口為8228萬；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裏823人，為我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江南地區也是我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城市化水平達52.63%，並擁有上海、南京、杭州三個特大城市和蘇州、無錫、寧波等大城市。
至少從宋代以來，江南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是盡管如此，在1979年經濟改革以前，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低於西歐國家。在1979年後的30年（特別是在1992年以來的近20年）中，江南經濟發展迅猛。到了今天，盡管這個地區的麵積和人口僅分別占全國總數的1%和5.9%，但其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卻占到全國的17.8%，高達8786億美元，而1978年僅為443億美元，1992年也僅為654億美元。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跡中，江南扮演著領頭的角色。
由於這個超高速增長，江南與西歐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麵的差距，在過去20年中迅速縮小。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而言，江南1978年為大約1200美元，不到當年法國（9424美元）的1/8或者英國（5727美元）的1/5，僅及西歐最窮的國家葡萄牙（2349美元）的一半。然而到了2009年，江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上升到11600美元（依照官方彙率計算），比1978年幾乎增加了十倍。由於西方經濟界普遍認為人民幣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實際彙率被嚴重低估，因此依照官方彙率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通常也被認為估計過低。為了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國際上通常使用購買力平價（PPP）的方法來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使用PPP方法計算2009年江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得出的結果是為21190美元，相當於當年英國（35200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60%，法國（32800美元）的65%，而與葡萄牙（21800美元）持平，而大大高於新近加入歐盟的匈牙利（18600美元）和波蘭（17900美元），以及前世界超級大國俄羅斯（15100美元）。換言之，江南與西歐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麵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呈現出了“江南緊追西歐”的情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一段時間內，江南的經濟成長還保持著10%上下的速度，而西歐經濟則還將長期低速成長甚至出現停滯。因此，江南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方麵趕上英法等西歐主要國家，並非可望而不可即之事。
作為這個“趕超西歐”的經濟奇跡的一個表現，江南的經濟中心上海，也正在成為世界新的經濟中心之一。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海港，但就港口貨物吞吐量而言，1980年上海在世界各海港中僅名列第160位，但是自2006年起，已穩居世界第一的寶座。在1979年以前，上海尚無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業，但是最近20年中，上海金融業發展迅猛，在國際金融業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以致張五常等經濟學家樂觀地認為在未來幾年中，上海將發展成為與紐約、倫敦鼎足而三的國際金融中心。
因此我們可以說，由於近20年來的高速發展，到了今天，江南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麵正在迅速接近西方發達國家，換言之，正在實現先輩們“脫亞入歐”的夢想。
二、造就江南經濟奇跡的因素
造就今日江南經濟奇跡的因素，當然很多。按照一般的看法，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的經濟改革、外資與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大量引進等。這些因素確實極為重要，倘若缺乏其中任何之一，江南的經濟奇跡都不可能發生。但是，僅隻是這些因素，尚不足以解釋江南經濟奇跡的發生，因為這些因素不僅存在於江南，而且也存在於全國許多地區。事實上，在1992年以前，江南之外的一些地區，特別是廣東和福建，從這些因素中受惠比江南更多。廣東和福建不僅享有更為優惠的政策以及在吸引外資方麵更為有利的地緣優勢，而且上交給中央財政的稅款也遠低於江南，從而擁有相對較多的資源用於本地的經濟發展。相對而言，江南在上述方麵與中國大多數地區相比，處於頗為不利的地位。由於江南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地，中央政府對江南經濟的控製也最為嚴格。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決策者也不願把這個至關重要的地區作為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改革開放的實驗之地。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江南地區的改革開放的步伐遠比廣東和福建慢，外資及先進技術與管理的引進規模也遠比廣東和福建小。因此之故，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中，江南經濟發展速度甚至低於全國平均速度。與廣東和福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特別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廣東，人口與江南大體相當，麵積則比江南大得多，自然資源也更為豐富。由於廣東享有更優惠的政策和吸引外資的地緣優勢，因此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於江南。但是到了1992年以後，江南獲得了與廣東、福建相似的政策，於是江南的經濟表現即超過了廣東、福建和中國其他地區。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江南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廣東多出50%～60%。由這個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造就今日江南的經濟奇跡的，不隻是上述因素。
當然，1979年的經濟改革（就江南來說，特別是1992年的進一步改革）是導致今日江南經濟奇跡的直接原因或觸發點。沒有這些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經濟奇跡。然而，從學理上來說，究竟什麼是改革的要義？雷蒙徳·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關鍵詞——文化和社會的詞彙表》（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書中指出，“改革”一詞，在早期大部分的用法裏，意為“恢複原來的形狀”以及“製造一個新的形狀”，以“將某事物變得更好”或“恢複較早、較不腐敗的狀態”。約翰·奎金（John Quiggin）對此進行詮釋說：“從18世紀到1970年代，改革一詞通常用來形容溫和左派所青睞的政策，一方麵反對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麵則反對保守和反動的鼓吹者。自1970年代到20世紀末，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政策變化轉了向，但是改革一詞仍然繼續在使用，盡管其所描繪的政策包括廢除先前的改革”。
上述解釋頗為符合江南的實際。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否定了以往的曆次改革中所推行的合作化、公社化、集體化、國有化、計劃經濟、城鄉隔離、自給自足等政策，因為事實證明這些政策嚴重阻礙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具體而言，在1979年以前的30年中的江南，傳統的家庭農業和私營工商業被視為“落後”的生產組織形式而加以鏟除，代之以“先進”的集體農業和集體及國營工商業，對外貿易也完全控製在國家手中，強調的是“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但是到了1979年以後，家庭農業得到恢複，對私營工商業的限製逐漸消除，對外貿易也受到鼓勵，出現了一種被某些人士視為“倒退”的情況。然後這種“倒退”的結果，是江南經濟一改1979年以前長期的停滯不前的狀況，出現了高速增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今天江南的經濟奇跡，是在新的條件下，把傳統經濟中有效的因素加以利用的結果。
簡言之，由於擁有長期而發達的工商業發展的曆史經曆，江南比中國其他地區更適應近代經濟成長。1979年的經濟改革給了江南一個機會，於是江南所蘊藏的潛力就得以釋放，導致了江南經濟奇跡的發生。這個奇跡是長期曆史發展的結果，也證實了馬克思的話：“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曆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由於這種曆史的延續性，在曆史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任憑人們憑主觀去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白紙”。
然而，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道理，在以往對造就中國以及江南經濟奇跡的深層原因的探索中，卻被學界的傳統看法所屏蔽。
三、西方中心論框架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經濟
本文中所說的“近代早期”，大致始於明嘉靖中後期，終於清道光末年，即大約自1550年至1850年的三個世紀。之所以作這樣的劃定，主要原因是就江南而言，這三個世紀是近代經濟最早出現的時期。同時，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離不開與西歐進行比較，而在西歐這個時期（the early modern times）也是近代經濟出現的時期。因此之故，我們用“近代早期”這個名詞。
從黑格爾以來，西方主流學術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沒有變化的“木乃伊式的國家”。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重大變化。此時費正清提出了“衝擊-回應”理論，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在近代並未停滯，相反倒是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結果。這種理論很快成為學界的主流看法，並且又衍生出“傳統平衡”、“高度平衡機製”等理論。這些理論都認為：如果沒有外力（即西方政治、軍事、經濟力量）的介入，中國仍然處於一種停滯狀態。越南戰爭後，西方出現了“近代早期中國”論，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在明清時期不僅出現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與西方在近代早期出現的變化頗為相似。在我國，1949年以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體係，雖然政治觀點和學術取向與西方史學有巨大差異，但是在對於過去幾百年中國經濟狀況的整體看法上，卻與西方主流觀點頗為一致，即認為在鴉片戰爭以前很長時間內，中國經濟已限於停滯甚至衰落，到了鴉片戰爭後，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社會經濟才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一些學者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提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強調中國經濟在明清時期有頗大發展，而且這個發展並非西方“衝擊”所導致的“回應”。換言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變化的動力在內部，按照其發展邏輯走下去，中國經濟將來一定會走上與西方相似的資本主義近代化之路。
“資本主義萌芽”論與西方的“近代中國”論彼此頗有類似之處，它們比起過去形形色色的“明清停滯”論，無疑是大大向前進了一步。但是，這兩種理論都麵臨著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中國（特別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並未自行出現近代工業化，從而發展成為與西歐相似的近代經濟。研究者們將未能如此歸咎於各種內外因素，例如明清國家專製而腐敗，不僅未采取措施積極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奉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打壓工商業的發展；統治階級對農民和手工業者剝削殘酷，占有他們全部剩餘勞動甚至部分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並將剝削所得全部用於揮霍靡費而非擴大社會再生產；明清中國的法律製度不保障產權；儒家價值體係和教育製度抑製發明創造精神；明清（特別是清代）人口暴增，導致經濟的“過密化”（或“內卷化”）；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得明清中國不可能出現近代經濟成長，即使曾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也必定夭折或者永遠處於萌芽狀態。因此，盡管“資本主義萌芽”論和“近代早期中國”論反對先前的“中國停滯論”，結論依然與後者並無大異，都證實了黑格爾的看法：中國處於“世界精神”之外，不可能出現近代經濟發展。在這些理論的構建方麵，江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這些理論主要依據的是江南經濟史研究的成果。換言之，江南經濟史研究是這些理論的主要實證研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