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術與學術標準
一、我國學術現狀堪憂
中國最近25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在世界經濟史上罕有其匹，因此被柏金斯稱為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跡。與這個經濟奇跡相並，我國學術在這25年中也出現了空前繁榮。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員和出版的學術著作之多，都史無前例；學術領域之開闊，學術空氣之活躍，也是中國現代史上少見的。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中所暴露出的各種問題。由於這些問題，使得我們難以對我國學術的前景保持樂觀。這裏即以文科方麵的情況言之。
在過去25年中，我國出版的文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堪稱世界大國。茲以中國文學史為例，據牛文怡統計，我國到目前為止已出版1600餘部，並且還在以每年十餘部的高速產出。在史學方麵，據李華瑞統計，近50年來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多達1.5萬篇，而其中絕大部分刊出在這25年中。但是與這種數量劇增相伴的，卻並非質量的提高。例如據李氏估計，在1.5萬篇宋史論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廢品，餘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很難說。但是比起那些熱門學科，文學史和史學的情況似乎還不算最差。例如在經濟學方麵，我國每年推出的經濟學論著數以萬計。國外不少著名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等）都認為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跡為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素材，期待由此導致經濟學的重大突破。但是事實是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學術水準距離國際學術標準遙遙無際。在此情況下，想要進入國際學術主流實在很難。至於成為世界一流，恐怕是更沒有可能的。中國經濟學家要獲取諾貝爾獎看來隻是夢想。
我國學術著作質量不佳，聲譽日漸低落，我們也能夠直接感受到。一位多年來一直積極關注國內學術動向的國外學者說，除了少數幾位他們信得過的學者的著作之外，他們如今基本上不再閱讀國內學者的著作了。這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倒爺”們將國內出產的偽劣產品大量運銷俄羅斯，結果搞得該國一些城市的商店在門上貼出布告，宣布“本店不售中國產品”。我國學者寫的學術著作今天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令我們感到汗顏和悲哀。就此而言，我們中國學者實在有愧於我們的時代。
二、學術風氣、學術標準與學術質量
學術成果質量不高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者之一，是我國一直未能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建立起真正的學術標準，因此當然就不會有高水準的學術成果。
早在20世紀之初，康有為就已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誌，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我國曾經出現過一個短暫的學術興盛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學者和高質量的學術著作。但是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方麵，這都隻是剛剛開始，因此獲得的成果依照陳寅恪的總結，可用古話的“慰情聊勝無”來形容。更嚴重的是，這個學術建設時期好景不長，中國很快又陷於戰亂。在“中國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時候，要談學術建設當然是不現實的。1949年以後，我國百廢待興，建立學術標準似非當務之急，而且學術研究受到多方麵的幹擾，所以在建立學術標準和學術風氣方麵進展有限。到了1957年，傅鷹直率地指出：“學校裏至今沒有建立起學術風氣”。爾後政治運動不斷，學術建設當然也談不上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學術更遭到滅頂之災，原先殘存的一點點學術風氣也蕩然無存。1979年以後，中國的學術建設是從一片浩劫之餘的廢墟上開始的。這個建設開始未久，又遇到新的問題。到了90年代，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蒙在學術之上的光環逐漸褪去，學術越來越變成牟利的手段。在學術風氣、學術標準沒有確立的情況下，這個轉變加劇了學界生態的惡化，以致到了今天，我們不得不非常嚴肅地麵對這個問題。
也正因為缺乏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所以今天我國才會出現類似1958年“大煉鋼鐵”那樣的“全民學術”景觀。撰寫“學術”著作，變得人人可為，處處可為，時時可為，事事可為。大學裏三十多歲的年輕教師，已是著作等身。甚至連在校研究生，本來按理說應當是全力以赴學習，恐怕還嫌時間不夠，但按照現在的明文規定，也要在國內“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篇數不等的學術論文，方能夠畢業。此舉在全世界大學（至少是一流大學中）可謂絕無僅有，堪稱中國特色。但是這種盛況之後，又是一種什麼情況呢？
平心而論，在國內學術論著中，雖然抄襲作假尚隻能說是少數，但是說大多數作品是平庸之作，卻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些鋪天蓋地的平庸之作中，不少還被冠以不同級別的“精品”之名，流行社會，並為當事人帶來巨大的實惠。由此可見，到了今天，甚至連許多“精品”都已如此，遑論一般作品！
在嚴肅的學者眼中，著書立說是一件非常艱辛的工作。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侯外廬對那些頭腦發熱、以為寫書也可“大躍進”的年輕人說：“寫書是個科學研究的細致工程。既然是科學研究，就要有個艱苦的科研過程。倘若忽視這個過程，必然要吃苦頭，要付出代價……你們這次大躍進寫書，熱情很高，就是缺乏科學研究過程，即從搜集資料、研證資料到科研課題的提出，再從認真閱讀資料到課題寫作提綱的產生，再從事研究和寫作，直到修改發表。這個繁雜艱巨的研究過程，也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的理論思維過程。這都必須親自經曆磨煉，一遍、二遍、三遍……這樣才能成長起來”。
正是由於撰寫學術著作如此艱難，因此在美國，文科的名教授一輩子通常也就是兩三本書而已。“十年磨一劍”是常見的事。有人曾對我說：在最近十年中，國際哲學界公認的最佳著作是哈佛哲學係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羅氏寫這本書用了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在這段時期中，他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而在這“沒有成果”的十年中，他的待遇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我不禁想，像羅氏這樣的大家，如果是在當今我們的大學裏，拿現行“量化”學術標準一考核，肯定要下崗，也肯定不會有《正義論》這樣的威震世界學壇十年的精品了。
寫書之所以艱難如此，唯一的原因是作者對自己的成果有一個高要求，而這個高要求又是建立在以良好的學術風氣為基礎的學術標準之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隻有確立了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才會有高質量的學術成果。
三、什麼是學術
要建立良好的學術風氣和學術標準，首先就要弄清什麼是學術。那麼，到底什麼是學術呢？
“學術”一詞，我國久已有之。《辭海》（1999年版）在解釋“學術”一詞時，舉《舊唐書》卷九十八《杜暹傳》中的“（杜暹）素無學術，每當朝議論，涉於淺近”為例，然後將此定義為“較為專門、有係統的學問”。但是，這隻是一個泛泛而論的定義，與我們現在討論的“學術”有頗大差距。
現代意義上的“學術”一詞，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學者似乎還尚未使用。那個時代的許多學者，還是把“學”與“術”二字分開來使用的。例如嚴複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求之功。學主知，術主行”。梁啟超說：“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夫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研究人體之組織，辨別各器官之機能，此生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療治疾病，則醫術也。學與術之區分及其相關係，凡百皆準此”。從他們的話裏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所說的“學術”包括“學”與“術”兩個差異甚大的概念，因此我們難以由此得到一個明晰的“學術”的概念。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他們還沒有使用“學術”一詞，但是他們所說的那種與“術”相對的“學”，其含義實際上已很接近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學術”了。
我們今日所談的“學術”這一概念，實際上是從西方引進的。而在西方，學術一詞包含的意思並不隻是“較為專門、有係統的學問”。在英語裏，學術一詞的關鍵是academic，今天的幾種通行的解釋如下：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89年版）：（1）of（teaching or learning in）schools，colleges，etc。（學校的，學院的）；（2）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學者式的，非技術的或實用的）；（3）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僅注重理論的，學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