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專務以德化民”作為其治國安民的方略。他的一係列詔令，從不同的側麵折射了一代明君的仁愛之心及儉樸之德。例如關於廢除連坐法和肉刑的兩個詔令，體現了漢文帝不株連無辜、不摧殘肉體的人道精神；而實施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以及為減輕災民負擔的一係列措施等，又都貫穿了他愛民節欲的思想。特別令後人稱頌的是漢文帝在個人及內宮嬪妃的生活方麵省儉克奢的作風，據《史記》稱他在位多年，但“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又說他曾想造一露台，但聽說需用百金，就對臣下說：“百金，中民十家之產”，遂作罷。他特別要求為自己所建之陵，薄葬省繁，從簡行事，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以德政著稱於史的漢文帝逝世之後，繼位的劉啟排行也是老四，是為孝景帝。在漢景帝執政的十六年中，漢文帝製定的國策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文景兩代皇帝統治時期，漢朝廷在政治上取得了對諸侯國鬥爭的勝利，漢景帝進一步果斷地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加強了中央集權，出現了“天下懷安”、國家初步安定的形勢。在經濟上由於進一步調整政策，采取了一係列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使社會經濟由恢複而迅速發展。漢初時米石萬錢、天子出門找不到四匹同色馬、將相出門隻能以牛車代的困窘凋敝時代一去不返，代之以一派繁榮富饒的景象：錢滿國庫，錢串子朽了連散錢都無法計算；糧滿太倉，菽粟陳陳相因以至於腐敗。文、景父子的近四十年統治，開創了西漢前期著名的“文景之治”局麵。
然而皇帝畢竟是皇帝，在曆代唯我獨尊的帝王中，哪個沒有無端生疑、兔死狗烹的缺德行為？漢初帝後先後冤殺重臣和異己，而且仿佛承襲了先帝漢高祖的遺風，連德莫大焉的漢文帝也不可免。周勃、周亞夫父子是先後為劉漢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大功的漢初重臣，周勃固然是漢高祖留有遺囑、寄予厚望的漢室棟梁，而治軍謹嚴有方的周亞夫，又深得漢文帝賞識，文帝在臨死前曾告誡太子：“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可是這兩個分別為先帝看好的父子重臣，均因權勢太大而成了新一代皇帝的一樁心病，最終都以身陷囹圄作為官宦生涯的句號，周亞夫還在獄中絕食而死。
在文景時期，失去周勃父子那樣的漢室功臣還不能稱為重大損失，而失去兩位重要的政論家、思想家賈誼和晁錯，不論對於當時還是對於曆史來說，都是一個真正的悲劇。賈誼的《治安策》和晁錯的《削藩策》，先後向文、景二帝提出了事關漢王朝興衰存亡的奏議，他們的主張對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侯王勢力、發展封建經濟起了重要作用。文帝曾經十分賞識賈誼的思想和才能，但禁不起大臣周勃、灌嬰等對他的詆毀，終於將他逐出京都，貶為長沙王太傅。文帝這一失誤之舉，多少年後引起唐、宋文人的議論紛紛，不過宋代的王安石卻獨得己見，他認為賈誼的不少謀略已被文帝采納，說明這位君王並無“薄賈生”之意，人才是否受到重視應該看其主張有無被采納，而不在於爵位的高低：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比起賈誼來，晁錯的命運就慘得多了。由於他的削藩建議引起諸侯王的恐懼和仇恨，吳、楚七國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反叛中央，為保帝位，欲與叛軍妥協的漢景帝詔令腰斬晁錯，一個忠心耿耿的重臣就這樣黯然地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盡管賈誼、晁錯、周勃、周亞夫等西漢前期功臣們，一個個成了刀下冤鬼，但是他們為之傾注心血和獻出生命的漢王朝，卻轉危為安，並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勃勃生機。當然漢初曆來被視為盛世時期的“文景之治”，終究還是文、景二帝特別是漢文帝的功績。在漢景帝之後繼位的漢武帝，是一位在史書上被冠以“雄才大略”稱譽的帝王，在他的統治下，西漢前期的繁盛局麵繼續維持和發展了半個世紀。
如果沒有西漢前期“文景之治”的基礎，任何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創作巨製；然而如果沒有曆史的偶然性和戲劇性，秦川土地上也許不會出現一代大帝漢武帝。先後在古都長安麵南稱孤的漢武帝劉徹和唐太宗李世民，其實都是不該繼位的皇帝。所不同的是，李世民編導了一場“玄武門之變”的武戲，通過誅兄逼父而奪取政權的；而劉徹的上台則起因於一出“金屋藏嬌”的愛情文戲。
不管從哪一方麵說，劉徹都沒有條件繼位成為劉漢王朝的皇帝。
這不僅因為他並非漢景帝的長子，而且生母王氏是改嫁入宮而被封為“美人”的，還與前夫生有一個女兒，後來她幸運地成為皇後，其經曆在曆代皇後中也可謂絕無僅有了。當公元前156年劉徹在長安降生時，漢景帝寵愛的栗姬之子劉榮就已被立為太子，而劉徹在四歲時僅被漢景帝賜封了一個普通的膠東王。劉徹自小聰慧，善解人意，據班固《漢武故事》載：膠東王劉徹數歲時，其姑母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
‘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公主指左右長禦百餘人，皆雲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