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北朝是個大動蕩的年代，走馬燈般的曆史時期。城頭變幻大王旗，朝榮夕滅誰可期？遂使一個個匆匆走過曆史舞台的帝王們，將自己的命運和未來交給了佛，請菩薩做他們的保管員。於是，本來在中國影響甚微的佛教，自公元4世紀起得到空前發展，宗教第一次顯示出它前所未有的魅力和權威。
一江之隔，對峙的南北兩邊，口念彌陀、手執屠刀的統治者，一時間都成了我佛信徒。一佛升天，二佛轉世，帝王們為了升天、轉世，在南朝金陵、北朝平城和洛陽先後或同時興起了一股建廟修寺熱，在中國的文化藝術史上，譜寫了一曲美學名家李澤厚所說的“幸福存夢想，以引人入勝的虛幻頌歌”。
晚唐詩人杜牧在膾炙人口的名作《江南春》中，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之句形容廟宇之豐，再有——供奉的菩薩之眾，在以北魏為代表的北朝，寺廟數量也許不會超過南朝，但佛的量卻更多。崇佛造像運動到北魏時，進入了一個春暖花開的時期，北魏幾代帝王耗用巨資開鑿的雲岡石窟，其規模之宏大及包容佛像之精美和眾多，隻能令南朝帝王望其項背而自歎勿如。
陽光總在風雨後，第一縷佛光初露晨曦，就被一場罕見的冰雪所扼殺，好在冰川期為時不久，佛光又在平城上空顯出了燦爛。這場冰雪是人為的，造孽者是戰功顯赫的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燾，他發動了一場焚佛坑僧的“滅佛運動”，其殘暴程度甚至不亞於當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幾乎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般地摧毀了一棵菩提大樹的根。拓跋燾就是南宋愛國詞家辛棄疾不止一次地在詞作中提到的“佛”，佛是其小名：“可堪回首，佛祠下，一片神鴉社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血汙，風雨佛愁。”辛棄疾以八百年前的“佛”
隱射當時舉兵南犯的金主完顏亮，足見這位鮮卑皇帝在曆史上的影響。
鮮卑皇族曆來禮敬沙門，拓跋燾曾經承襲家族衣缽，不僅也是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而且正是他在太延五年（439年）滅北涼時，將涼州的僧人、宗族吏民三萬多戶遷至平城，從而從工藝技術上為開窟造像奠定了基礎，促使北魏佛教的興起。拓跋燾的“滅佛”之舉委實蹊蹺，有一種說法是，他在西安草堂寺發現寺僧暗通起義頭目蓋吳，並密藏兵器、美酒和女人，於是，一怒之下接受了大臣崔浩等人崇道滅佛的建議，於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446年）下詔書滅佛，詔書中宣稱：
“諸有圖像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這場使中國佛教首次遭到的滅頂之災之舉，史稱“太武滅法”。
六年之後，拓跋燾的孫子拓跋登位，即文成帝。拓跋即位後立即下令恢複佛教，將在“太武滅法”中幸免於難的高僧曇曜請回平城，以師禮待之，史稱“文成複法”。曇曜受命在城郊“神山”武周山（又名雲岡）開鑿的五個佛窟，即“曇曜五窟”，成為雲岡早期窟穴中雕刻風格的代表，也揭開了雲岡石窟造像高潮的序幕。到孝文帝時期，北魏出現了一番春色滿園、萬佛駕臨的景象。在崇佛高潮時期，又有數十萬漢族文化傳統匠師從河北等地移民而來，有力地配合了孝文帝造佛運動及漢化改革。
雲岡石窟從曇曜開鑿五窟始，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基本完成，前後曆經四十餘年。雲岡石窟依山而鑿，規模宏大，東西綿延約一公裏。鮮卑人和他們的皇帝拓跋宏將一座擁有五十三個大小石窟、五萬一千多尊佛雕的雲岡石窟，隆重地饋贈給曆史，移交於世界。這一份豐厚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以瑰麗的藝術神采照亮了從前，將神奇的文明晶體凝固到今天。古往今來已不知有多少生花之筆描繪過這座藝術寶庫，但經典之說仍屬於酈道元的三言兩語，這位北魏著名地理學家在《水經注》中，用“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所眺”的詞語，精練地概括了當年雲岡石窟的壯景。清人蔡以《雲岡寺》一詩讚曰：
層樓突出仰神工，翠嶺出半空。
繞座人瞻岩際佛，背山鈴語殿前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