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中大夫、中原士族楊元慎曾自豪地對造訪洛陽的南梁侍中劉慶之說：“（北魏）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淩為王而獨高。”劉慶之回到南朝後，逢人便講：“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由此可見孝文帝改革對政治的影響之深及其波及麵之廣。
漢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下令禁止鮮卑貴族講鮮卑語，一律改說漢語。三十歲以上的官員一時難改，可以講鮮卑語，暫不受處罰，可是三十歲以下的官員在朝廷上必須講漢語，否則就要降職。後來又嚴格規定，誰講鮮卑語，就撤職。語言和文字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禁止學習母語，是侵略軍企圖使被占領國下一代的民族感泯滅，永遠當亡國奴的策略。我國東北人民怎麼也不會忘記在“九·一八”事變後成為亡國奴的恥辱歲月中，被強迫學習日語的切齒之痛；而法國亞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人民也一直銘記著一段痛楚的往事，由於法國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失利，他們的世代居住之地作為索賠品成了普魯士領地，這裏的學校被禁止學法語，學生隻能學習德語。麵對法蘭西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悲劇，法國作家都德創作了在世界文壇享有盛譽的愛國主義名篇《最後一課》。
最後一課！這是頑皮的小弗朗士怎麼也想不到的事，這一天上學他又遲到了。小弗朗士入座後，耳邊就響起了韓麥爾先生溫和又莊重的聲音：
孩子們，我這是最後一次給你們上課了。柏林來了命令，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學校隻準教德語……新的老師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後一堂法語課，所以我請你們一定專心聽講。
小弗朗士很吃驚，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並且後悔起來，悔恨自己以前學習太不用功，常常逃課去掏鳥窩，去薩爾河溜冰，現在想起來為時已經太晚了。韓麥爾先生開始上課，小弗朗士心中十分難受，也更加珍惜這最後一次上課的機會，全神貫注地聽講。平時覺得那麼冗長乏味的法文課，今天卻變得生動而短促。當教堂的鍾聲敲響十二下時，韓麥爾先生“轉過身子，拿起一截粉筆，使盡了全身力氣，在黑板上盡可能大地寫下幾個字：‘法蘭西萬歲！’”
不準逐鹿中原的勝利者和占據北方的統治者說本民族的語言，似乎有悖常理，連漢族官員、尚書左仆射李衝也感到不可思議。李衝曾向孝文帝建議：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為是？帝王說的，即是標準語言。這種為曆來占領者所公認的以地位決定語言規範的“天理”，卻被孝文帝視為謬論而予以痛斥，孝文帝正是。當年陳勝為窮哥們不能理解他的心思而發出一聲長歎：“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而在北魏朝廷中，又有幾人能讀懂一位古代中國絕無僅有的國君，又有幾人能撩開他那誌在融入中原文明進而統一中國的廣博胸懷呢！
孝文帝漢化改革的步伐愈走愈快，他進一步推行漢化政策，如改鮮卑貴族複姓為漢族單性，如皇室原姓拓跋，孝文帝先將“拓跋”改為漢姓──“元”（取萬善之始的意思），史稱拓跋宏為元宏；改變鮮卑人的籍貫，隨遷來的胡人改籍為洛陽人，死後不準還葬塞北原籍；禁止同姓通婚，鼓勵鮮卑人按門第與漢人通婚；直至完全依照南齊的製度，提倡尊孔崇儒，設立太學等各級學校；采用漢族的官製、法律、禮儀、典章；使北魏的政治製度同南齊幾乎沒有什麼兩樣，而拓跋族原有的製度則一概廢除。
為了革新和推行漢化政策，孝文帝深知需要一批人才，一批支持他深入進行改革的能人，於是他製訂了許多發現、提拔推薦人才的規定。他把能否推薦人才，作為考核官吏的一條重要標準；對於有才華的人，不論地位高低，他總是虛懷若穀，尊重他們的意見。對南齊投降過來的官吏他也信任不疑，南齊漢族士大夫紛紛過江前來投奔於他，並被委以重任。
推行的漢化政策，使北魏經濟開始複蘇，均田製得到進一步推行，農業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政治上以先進的統治方式代替殘暴落後的統治方式，緩和了北方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北魏取得了一個比較安定的政治局麵。文化上也隨之發展起來，先進的封建文化代替了落後的習俗，促進了北方各少數民族向封建社會過渡。在文學藝術上則給中華民族留下了魏碑和佛像石窟兩大瑰寶。
漢化的厚重價值，在於它把萬裏胡風的樂曲和千載漢俗的歌詞雜糅化合，演繹成一曲石破天驚的盛唐交響樂章。漢化的深遠意義，在於它把騎射征途的煙塵和絲綢之路的駝鈴剪輯合成，勾畫了一幅遼闊廣大的中華民族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