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大興元年（公元318年）
帝複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於、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遊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並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司馬睿登基，立王太子司馬紹為皇太子。
緊接著他封授鮮卑部落領袖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於、昌黎公。晉室朝廷一直采取以夷製夷的政策，希望聯合鮮卑對付匈奴（劉）、羯（石），在多極世界裏，尋求戰略夥伴永遠不能說有錯，除非實在找不到朋友，否則沒有人願意孤獨地搞什麼“不結盟”。這完全是一種貌似聰明實際傻子的做法，但是，在與各種力量縱橫捭闔的過程中，千萬不能忘記一條原則，那就是“隻有自己是靠得住的”。而且隻有自己越來越靠得住，盟友也才越靠得住，自助人助，人助天助。自己不努力，完全想依賴盟友吃現成的，結果肯定是被盟友拋棄或出賣。
東晉政權一直沒有把恢複北方作為基本國策並孜孜以實踐之，當然它也沒有公然說放棄北伐。朝廷上下充斥著貪求安逸的保守主義氣氛，這種氣氛其實從晉國立國之初就有了。
北方淪陷，兩帝遭辱，大量子民被異族屠殺，這些恥辱並沒有激起司馬氏統治集團的憤慨，也沒有刺激他們從安逸中醒悟過來。司馬睿從小小的琅邪王做到晉天子，鞏固自家一係的統治才是當務之急。北方南遷的士族，剛開始還有新亭對泣的感傷，時間一久，暖風一熏，也就想不起洛陽銅駝今何在了。加之朝廷新立，機構大了，編製有了，從北方過來的士族和官宦子弟，南渡即為擁戴，於是人人有官做，至於南方的士族，一部分被統戰，一部分雖然不滿，大罵北人為“傖夫”，但終究也是無可奈何。江南風景宜人，投資環境良好，士族忙於封山涸澤，求田問舍，經營新家，恢複故國就像今天的深入改革一樣，根本沒有內在的動力。
“王與馬共天下”，其實打一開始，人家哥兒倆就琢磨透了，共的是江南這一半天下。
偏安朝廷奉行偏安路線，有一個深刻的原因，就是一旦興兵，就會形成軍閥勢力，就會釀成內部的權力危機。司馬家是怎麼發達的？不就是魏國對外用兵的結果嗎？東晉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朝廷的擔心，祖逖忠心愛國，率部北伐，可是他一死，他弟弟祖約就利用祖逖的軍力跟朝廷叫板；王敦、蘇峻、桓溫，還有劉裕，都是“一有兵，臉就變”，主和還可以與胡人互稱友邦隔江而治，主戰則很可能將偌大家業送與家奴。
皇帝們都有一個糾結：就是怎麼防止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當時，就有人為這個曆史難題提供了答案。有個叫王鑒的侍郎，他給司馬睿上疏，他提出了一個不容商量的觀點：“曆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就是說，皇帝要想防止內部出現反革命軍事路線，必需自己帶兵，對人民軍隊，不僅要親自締造，還要親自指揮。王鑒這樣論述：“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huàn）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王鑒當然還舉了曹操、劉備、孫權這樣就近“親征柳城”、“躬登漢山”、“親溯長江”的正麵例子，也舉了袁紹“猶豫後機”、劉表“臥守其眾”的反麵例子，結論就是，永遠把槍杆子捏在自己手裏。（詳見《晉書·王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