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宗成皇帝鹹和元年（公元326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複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曆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誌，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仆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王導比庾亮大十三四歲，以現在的代際關係論，他們不能算兩代人，隻能算是兩茬人。
王導和庾亮都有從北方遷徙到南方的經曆，但他們的家世不同，仕途上的起點不同，立場觀點就多有不同。
我們很多人和庾亮一樣，年輕的時候對上一代上一茬的人有些看不慣，對單位的問題和弊端深惡痛絕，所以一旦有了機會，就會對看不慣的東西有下刀動手術的衝動。我們經常講“興利除弊”，對於庾亮這樣年輕得誌的領導幹部來說，很可能把秩序變更成“除弊興利”。
興利大家都高興，這叫增量改革，大家利益均沾，自然沒意見，即使沒得到更多好處，但利益沒受損，起碼不會公開反對，也不至於瘋狂反撲；而除弊則調整利益格局，要直接觸動甚至是搬動既得利益，這樣的改革或調整，如果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沒有紮實的權力基礎，操作起來風險就會很大。
某天晚上在重慶和網友“計劃飛機”一起喝茶，就聊到了這一點。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都必須花若幹年的時間調整幹部，等到上上下下都安排好自己的人，這樣才能指揮若定，辦成大事。但是事情就是這麼矛盾，待得這些功課做完了，在自己身後也就形成新的利益集團了，也就失去了在野或在台下時糾正時弊的政治熱情和勇氣。
對於庾亮來說，長治久安的事情，必需得迫不及待地去做。他行事操切，不要說做什麼具體的衝突了，單就行政風格而論，就和以前主政的王導格格不入，矛盾就此產生。
因為年輕，也可能自以為揣著一顆忠心，所以也就直奔主題，光想著銳意改革，忽略了處事圓滑，不能夠細心照顧到各方麵的嚴重關切。在主持起草明帝遺詔的時候，庾亮忽略了陶侃、祖約等實力派人士，沒有把他們列入顧問委員會名單。中國的官場上，你把誰從名單上拉下，誰就把臉給你拉下。
如果庾亮要是在三十歲前和大家一樣跟著銳圓哥哥的帖子走，興許不會犯那些錯誤，可是他沒這個機緣。嗬嗬！
唉，上帝造人的時候，沒有留下USB接口，不能把前人的經驗教訓打小就拷貝到自己腦袋裏，一切都要靠人生經曆自我生成。有機會的時候不明白，等明白的時候沒機會，所謂際遇，大抵如此。
因王敦的原因，本來就比較低調委婉的王導更加委婉低調，而在平滅王敦的戰爭中立有功勞的蘇峻以及祖逖的弟弟祖約，則憑實力崛起。
蘇峻，字子高，長廣郡掖縣（今山東萊州）人也。蘇峻也是官宦子弟，永嘉之亂，蘇峻率領本縣子弟，組成民團之類的軍事組織，先擁兵自衛，司馬睿聽說，發了個“安集將軍”的任命書，蘇峻就成了擁兵自重的將軍了。天下一亂，亂民糾集，以當兵為職業，以廝殺為生活方式，於是又成了新的亂源，亂由亂生，不能窮已。這些自發的軍事集團，或者獨立割據，或者為更大的勢力集團收編，但是他們既難為別人信任，他們也不能信任別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蘇峻必然是時時保持高度警覺，刀拿在手裏，不會輕易相信他人，甚至朝廷。
祖約則是繼承了祖逖的政治遺產，他的部屬毫無疑問就是“祖家軍”了。
對於這樣的軍事力量，皇帝是既要依賴，又要防範，這是一個高難度的活兒。
突然想到，中國的皇帝專製體製，其實也是在不斷地進化過程中，從初級階段提升到高級階段，尤其在黨指揮槍這個關鍵問題上，也是不斷地有經驗積累。庾亮調蘇峻入京，蘇峻知道自己離開部隊就像魚兒離開水一樣，所以寧可和朝廷翻臉也不就範，就是發二十四道金牌也不管用。
兩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經過一次又一次大亂，中國人民終於認識到，要想過安定的生活，必須緊密地團結在皇帝這個核心周圍，皇帝的權力和權威必須加強再加強，體製上、思想文化上，都是這麼加強建設的。所以經過嶽飛再到曾國藩，雖然擁兵，但不再自重。
丹楊尹阮孚以太後臨朝，政出舅族，對親信們說：“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
庾亮是德信未孚亂作為，王導是德信已立不作為，年幼的成帝司馬衍運氣就這麼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