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哀皇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於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哀帝劉欣在政治上寵信董賢同誌，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你所以信任你”，這種信任不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違背了政治倫理；把權柄交給“斷袖”或“斷臂山”，這是嚴重違反組織原則的事情，所以，後世史家對哀帝真是哀其不幸，蔑其不智。還有一種，也隻能是我們的意淫，就是哀帝欲以這樣一個特殊的寵信者，打破外戚對權力的壟斷。
在董賢之前，劉欣就“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這位韋賞是劉欣做定陶王時候的舊人，劉欣也懂得“摻沙子”，可惜這位韋大司馬沒幾天就嗚呼了。可見，劉欣是下決心要削弱外戚，不論是傅家，還是丁家。
從漢武帝開始，帝國中央分為內朝與外朝，內朝用親信，以大將軍領銜，外朝用精英，以丞相掛帥。內朝掌實權（軍權），作決策，外朝行政權，做執行。這種體製，貌似疊床架屋，實質上是強化君權的一種安排。
漢武帝委托霍光監國以後，內朝首輔（大將軍或大司馬）權重至可以選擇儲君，所以這一位置，從情理上講，也非國舅之類的國戚不能勝任。反過來，宗室不能擔任大司馬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除外戚以外，沒有任何一個階層或集團可以承擔。民間精英，五經博士，隻能擔任丞相，不能入主內朝中樞，這種製度，一旦形成，慣性很強。
哀帝劉欣看到了這種體製的危害，厭煩了外戚掌權的狀態，於是挑戰這種體製，他先是任命自己的老師韋賞，後來又任用自己的同性戀人董賢，這些人不論和皇帝多麼親近，但此時的皇帝，乾綱不振，君權和外戚集團共享已久矣，他這樣做，勢必招致反對，即使不是公開的挑戰，也會是私下的抵製和不配合。哀帝命短，他的改革實踐不能執行，假使他命長一些，以董賢這樣不符合政治倫理的人物執掌內朝，也會讓國家的政治混亂下去。
帝國的核心力量（宗室、外戚、勳臣貴族）已經頹廢糜爛，專製製度是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專製有自己的DNA，這個DNA一定會導致帝國的潰爛，可惜國人不能看到這裏麵的關鍵，不知道更改製度，隻知道把潰爛的部分剜掉，有奸臣換奸臣、有昏君換昏君，徹底的更張在孫中山以前從來沒有。
哀帝想通過無厘頭的人事任免對外戚專權進行改革，顯然有些南轅北轍。
董賢做上了權傾天下的大司馬，但是這個職位是需要資格的，有些位置不是光有紅頭文件就能坐穩的，需要相關勢力認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