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
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複徭役，比豐、沛。
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漢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天下形勢初步明朗。
首先，“山東悉平”，這裏的山東不是今天的山東，而是“大山東”，即殽山函穀關以東。也就是說，劉秀已經掌控了除隴（隗囂）和蜀（公孫述）之外的所有地方。從此以後，劉秀的任務就是“得隴望蜀”（這是成語大王劉秀創造的）。
現在大家天天說經濟危機，都說冬天來了，鑽進山洞了，冬天的盡頭是春天，山洞的另一端是光明，但冬天有多久，山洞有多長，誰也說不清楚。也就是說，不論政治上的治亂還是經濟上的起伏，都有一個探底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大動亂能量釋放的過程。中國曆史出現過N次這樣的探底過程，雖然說起來是五千年的輝煌文明，但經常是“大不了從頭再來”，做不到“可持續發展”。
秦末之亂，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到公元前206年劉邦登基，前後三年，就算上劉邦上台以後還有戰事（所謂平叛），總共十年動亂。十年把秦始皇政治上積累的動亂能量基本上釋放完了，安定的能量集聚起來了，遂有天下大治。
新莽之末，從公元17年綠林起事到公元35年公孫述敗亡，天下用兵幾近二十年。隨後有了一個半世紀的安定。（公元35年到公元189年董卓立漢獻帝。）再往後又輪來了近百年的戰亂（公元189年至公元280年孫吳滅亡）。
也就是說從秦始皇的短暫統一到司馬炎的短暫統一，中國五百年間，大亂了三次，而且亂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從V到U，這個現象值得思考。這個時期出現了很多曆史上著名的帝王將相，嬴政、劉邦、劉徹、劉秀、曹操……對於長治久安，他們都有強烈的願意，但是這個問題他們都沒有解決，以至於到後代，大家都以為治亂交替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的政治製度（皇帝專製），中國文化意識形態（儒家），中國的宗教（泛神主義），中國的經濟製度（農業小生產），每運行大概兩百年左右，就能積累起大量的動亂能量和戾氣，而且這種能量不能隨時消解和釋放，必積聚到一定程度然後爆發。
兩百年左右回一次零，我們已經見怪不怪了。
劉秀在“山東悉平”之後，麵臨兩個戰略選擇，一個是“置此兩子於度外”（成語“置之度外”由此發明），動亂能量釋放到一定程度，大家都沒有繼續打的資源和本錢了；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大家的戰鬥意誌都衰減了。這樣拖下去，一般來說不會是和平，而是小規模割據+不斷的摩擦，有一點資源就耗散掉。這種現象在古代有，這一點我們在讀到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時候，感受會更直接。在現代國際關係中，這種情況也存在，大國之間的冷戰，代理戰爭，特別一些貧窮國家的內戰，始終集聚不起結束戰爭、一統天下的能量。這種持久戰，對弱者應該說是相對有利的。勝利往往來自於最後一次的努力之中。
劉秀一定會參考他的老祖宗劉邦的經驗，劉邦一統天下用的時間，劉秀已經用完了，如果下快棋，劉秀已經輸了。劉秀不免有些懈怠，所以才有“置此兩子於度外”的說法，想喘口氣，歇一歇。這種職業疲倦感每個人都會遇到。
曾在電視上看過學者閻學通談兩岸問題，他有一個觀點，統一與分裂，與經濟文化交流程度有關，和曆史文化以及國際法有關，和彼此的實力強弱有關。但是，抑製分裂最根本的力量是國家意誌。不依不饒，死纏爛打，決不妥協，這是統一的最終依托。
從秦始皇開始，大一統帝國成了一種標準，是一種偉大帝王的成功的標準，大一統還是偏安一隅？這是這些帝王們必須向曆史回答的問題。
劉秀感受到了這種曆史責任，最後，統一的意誌還是戰勝了職業疲倦。
劉秀、隗囂、公孫述的“三足鼎立”之所以沒有形成，除了勢力相對較強以外，最根本的是劉秀戰鬥意誌比另外兩個人更堅強。
“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複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複出也！”隗囂無他，戰鬥意誌太薄弱了。沒有拚命的精神，就給自己找借口，什麼韜光養晦，什麼培養軟實力，最後還是相信叢林法則的劉秀獲得了勝利。
治亂交替，大亂可以達到大治。但是，大亂也可能導致持續的中亂、小亂，治與亂都以一種社會能量存在，可以急速轉換，也可以是慢慢地耗盡，再慢慢地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