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
是歲，詔征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誌。博士範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台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誌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征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各種紀念文章到處可以看到。撫今追昔，見仁見智——可以“見仁見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我個人認為，這三十多年——我更願意把改革開放元年定在1976年——有兩大成就：一是物質豐富了，二是自由寬鬆了。
孔夫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其實，自由自在，也是人之欲。最基本的東西是不用證明的。
中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但是，自由主義不是主流。
自由主義的鼻祖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齊，毛澤東說，他們兩個是反對武王領導的革命的。其實照今天的標準，他們兩個還算不上反對派，“不食周粟”隻是不願意在體製內生活，要做一個首先是經濟上獨立的人。但是中國的專製主義胃口非常大，不僅不允許有反對派、反對黨出現，就連中間派也不允許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消極的自由主義也麵臨著思想改造的要求。司馬遷的《史記》，把伯夷和叔齊列傳放在最前麵，是無意還是別有用心，我們不好確認了。但有官不做而去做農民，在當時的人包括英明的領袖周武王看來，確實是夠怪異了。
春秋戰國時代，天下分裂或者分治，出現了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如孔孟，但他們發展取向是想放棄自由的，他們想進入體製，實現自己的主張。孔子靠學生的學費生活，在經濟上獨立，盡管他的思想未必是主張自由主義，甚至是反麵，但他本人的生活狀態是自由主義式的。孟子大概也如此，未見他辦學收費的報道，但是他遊說過的客戶或許給他一些讚助，這種收入和體製內的工資還是大有區別的。顯然，我把自由主義的定義弄得很寬泛了，思想上主張自由主義，生活上實踐自由主義（也就是不被豢養），都可以稱為自由主義，如果兩者能結合起來，那就更自由主義了。
秦國變法，其經濟政策是軍國主義的，但是有個副產品，就是脫離領主的農民增加了，雖然他們有很多國家義務，但是在經濟上自主，這就為自由主義的生長創造了條件。自由的農民是小生產者，他們再讀點書，就有可能成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應該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書可讀。曾聽過易中天講課，講到楊朱，他主張“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其實這就是自由主義的主張，自由主義者在經濟上都是要先確定私人產權的，拔一毛和拔一棟樓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們現在都知道，拿“利天下”說事的，最後都是利了個別人。
秦國搞改革，把封建製度轉型為郡縣製，底層有了自由主義土壤，高層又主張以法治國，後來秦國就很快崛起了，自由主義的思想成果在《呂氏春秋》中得到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