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沒有打算把知識分子全部養起來，他隻養活研究長生不老的知識分子，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吸納進體製之內，又城市化了，他們集中在鹹陽，自然而然地對政治展開了批評。如果秦始皇開明一些，如果此前能產生憲政思想，那麼中國早就君主立憲了，嗬嗬。秦始皇采取了簡單粗暴的做法，他用活埋阻止了言論自由。
劉邦上台以後，吸收了一些工具型的知識分子進入體製，製定禮義規範，而思想型的知識分子都散落各地，搶救思想資源，基本上沒集中在長安聒噪。到了武帝時代，經濟複蘇，他意識到自由主義還會卷土重來，好在國家也有能力了，與其讓你們聒噪，不如我把你們全部養活起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這樣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設，大漢帝國就和諧發展了。
從活埋肉體到改造思想（獨尊儒術），從強奸到包養，權力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行了更有效的治理。
曆史向前發展，到了前漢末期，政權嬗變，權力從外戚知識分子王莽手中，轉移到了宗室知識分子劉秀手上，劉秀本質上是開創了新時代，但他承認前漢的法統，他對前漢帝國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的錯誤進行了反思。他可能發現，盡管把知識分子全養活起來可以避免一些問題，但是，大家都被權力馴化過度，遇到王莽這樣的野心家篡黨奪權，居然沒有反對的聲音，而且全是歌頌的聲音，這都是自由主義嚴重蛻化的原因。反思到這裏，宗室知識分子出身的劉秀，決定在體製外留一點獨立的空間。
這是專製權力對自由主義的極少可數的讓步。前提是專製權力還沒有得到鞏固，自由主義不對專製發起挑戰，隻是消極地不合作。
劉秀邀請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到洛陽參與政治協商，嚴光仗著和劉秀在大學睡過上下鋪，所以天子呼來不上船，周黨和皇上沒這份兒交情，加上路途不算太遠，隻好來了。不過架子還是端著。在皇帝身邊的人，奴性浸到骨子裏，對他們來說，隻有更奴，沒有最奴，看到周黨哥哥跟銳圓似的，晃著腦袋，腆著肚子，見了皇上，不過做一揖而已，心裏的火就冒起來了。我們每天要給皇上磕一百個頭，你丫一個也不磕，做個揖都馬馬虎虎質量嚴重不合格。有個叫範升的博士是可忍孰不可忍，給皇帝上疏，要求以“大不敬”罪製裁周黨。他認為“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反過來的意思就是說，像他這樣體製內的戴博士銜的知識分子，平常可以宣讀傳播皇上的指示精神，到了危急時刻，隻要皇上需要，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
對於劉秀來說，此時站得高看得遠，體製內的馬屁文人是需要的，像周黨這樣有點名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需要的。劉秀說：“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誌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聽見沒，劉秀需要若幹“不賓之士”，反過來證明自己是“明王、聖主”。
嚴光和周黨也許都清楚，皇上要拿自己節勵風操，隻好配合演出一下。這種交易，是體製內什麼相當於處級、相當於司局級的文人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