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的第四協奏曲，也是他最後一部作品。開篇弦樂的激揚將街道的景象從她的心中蕩滌一空。這部協奏曲是叛逆的呐喊，是扔給那漫長折磨的一個“不”字——拒絕著苦難，而這拒絕伴隨著為自由而掙紮的巨大痛楚。這音樂如同一個聲音在說：沒有痛苦的必要——那麼，為什麼最大的痛苦總是給了那些拒絕它的人們？——我們擁有愛和快樂的秘密，是誰，會因此給我們什麼樣的懲罰？折磨的聲音變得更加挑釁，痛苦的宣言變成了對遙遠未來的讚美，為了未來，忍受現在的一切，甚至這痛苦本身都是值得的。這是一首叛逆的歌——一首在絕境之中求索的歌。
她一動不動地坐著，閉上眼睛傾聽。
沒人知道理查德·哈利後來的情況。他的生活中充滿了對英雄的詛咒，並為此付出了相當的代價。那在閣樓和地下室度過的許多個年頭，在灰色的牆壁囚禁下，他的音樂卻洋溢出強烈的激昂；那曾是一段陰暗的抗爭，是與寓所那條長長的、沒有照明的台階抗爭，與冰凍的下水管，與散發著誘人味道的糕點房裏三明治的價格標簽抗爭，與聽眾們目光空洞的臉抗爭；那抗爭曾經狂暴而無休止，卻找不到清醒的對手，搏鬥的對手隻是一麵毫無聽覺的牆壁，卻有最佳的隔音性能：漠然。它吞噬了敲擊、和聲和尖叫——對於一個本來可以賦予聲音更多表現力的人來說，那是一場寂靜無聲的戰鬥，那寂靜是晦暗和孤獨的，在夜晚，當少有的樂團演奏他的作品時，他仰望夜空，知道自己的靈魂正隨著廣播中顫抖著擴散的電波蕩漾在城市的空氣中，然而，卻沒有聽眾去聆聽。
“理查德·哈利的音樂有英雄的色彩，這種東西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的年代。”一個評論家說道，“理查德·哈利的音樂與我們的時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它帶有一種忘形的迷狂。現在，誰還在意這樣忘形的迷狂？”
他的生活是所有那些人生活的縮影。他們死後一百年，才得到一個公園裏豎立的紀念碑作為回報，卻已於事無補——隻是理查德·哈利死得還不夠早，根據默認的曆史法則，他本不該看到的那個夜晚，他卻在活著的時候看到了。當時他四十三歲，這天晚上，演出了他在二十四歲時寫的歌劇《費頓》。他按自己的目的和意思改寫了這個古老的希臘神話：太陽神希裏阿斯的兒子費頓，偷了父親的日輪戰車，膽大包天地企圖在空中駕馭太陽，他沒有像在神話中那樣死亡，在哈利的歌劇裏，費頓成功了。這個歌劇曾在十九年前演出了一場，在一片倒彩和噓聲中停止了演出。那天晚上，理查德·哈利沿著城裏的街道一直走到黎明，苦思著一個問題的答案，卻不得其解。
十九年後，這出劇再次上演的夜晚，音樂在劇場有史以來最熱烈的觀眾喝彩聲中結束。劇院的古老院牆無法阻擋這喝彩聲衝出大廳、衝下台階、衝到大街上，衝向那個十九年前走在這街道上的男孩。
達格妮也在那晚喝彩的觀眾當中，她是幾個早就知道理查德·哈利的音樂的人之一，但她從未見過他。她看到他被推到了台上，麵對一大片揮舞著的手臂和喝彩攢動的人頭。他個子很高，體格瘦弱，頭發花白，站著一動不動，沒有鞠躬，沒有笑容，隻是站在那裏望著人群，臉上帶著凝視問題時安靜而認真的神情。
“理查德·哈利的音樂，”一個評論家在翌日上午寫道，“屬於全人類，是人民偉大的體現。”“在理查德·哈利的生活中，”一個牧師說，“有令人鼓舞的教導。他曾有過悲慘的掙紮，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的高尚和可貴就在於，他要忍受住來自他的兄弟們的折磨、不公和辱罵——為了讓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並教導他們欣賞偉大音樂的美妙。”
演出的次日，理查德·哈利引退了。他沒有給出解釋，隻是告訴了他的發行商，他的創作生涯就此結束。
盡管他知道自己作品的版稅會帶給他巨大的財富，還是把他的作品版權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發行商。他離去了，沒有留下地址。那是八年前，從此再沒人見過他。
達格妮頭向後仰，閉上眼睛，聽著第四協奏曲。她半蜷著躺在沙發裏，身體很放鬆，一動不動。在她靜止不動的臉上，嘴被壓力勾勒出一種形狀，一種用渴望的線條勾畫的感性形狀。
過了一會兒，她睜開了眼睛，注意到了她掉在沙發下的報紙。她心不在焉地伸手去夠，翻過那些乏味的大標題。報紙打開了，她看到一張自己認識的麵孔和一個報道的題目，便猛地合上報紙，把它甩到一邊。那個麵孔是弗蘭西斯科·德安孔尼亞。標題是說他到了紐約。是什麼事？她想著。她不必去見他，她已經很多年沒見到他了。她坐在那裏看著地上的報紙，別去讀，她想，別去看。不過那張臉，她心想，沒有改變。當一切都不複存在，麵孔怎麼能夠依然如故呢？她但願他們沒有抓到一張他笑著的照片。那種笑容是不屬於報紙的。那是一個可以洞察、知曉和創造存在的光輝的人所擁有的笑容，是一個才華出眾的聰明頭腦所擁有的那種愚弄、挑釁的笑容。別去讀它，她想著，別在現在——別在這樣的音樂裏——哦，別在這樣的音樂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