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我們的城邦雅典在所有方麵都是全希臘的榜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雅典市民所具有的榮譽、經驗和德行的結合體，也就是說具有完整的人格。
這一切不是自我吹噓，而是事實。因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生活方式而變得強大的現在的雅典證明了這一切。
上麵的話雖然有些誇張成分，卻是無人能反駁的實情，甚至完全可以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聖經。曆經2500年，人類應該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生活在20世紀末的我們，究竟有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像伯裏克利一樣作簡潔明了又體麵的演講呢？
從遙遠的羅馬來到希臘，在希臘逗留考察了近一年的三個羅馬人看到的正是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
社會上公認的“伯裏克利時代”，指的是公元前460年至前430年的30年間。而落後的羅馬元老院三位議員為了考察先進國家希臘，在希臘逗留的時間據說是公元前453年到前452年的一年。
伯裏克利時代到了最後一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戰爭的導火索終於被點燃，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了。這是在公元前431年以後的事情，距離羅馬人到訪希臘已經過去了近20年。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被認為堅如磐石的伯裏克利的權力也蒙上了陰影。羅馬人沒有看到在反對派射人先射馬的策略麵前，伯裏克利為了愛女不被關進監獄而卑躬屈膝的情形。
也就是說，考察團的三個羅馬人看到的是伯裏克利在一片擁戴聲中執掌政權時期的雅典，看到的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指揮雅典人、一個接一個地實現自己的想法、像閃耀著白光的大理石神像似的伯裏克利。
通常，我們會以為這三個羅馬人一定會被伯裏克利時代的雅典深深吸引，並成為雅典民主政體的信奉者，認為自己的國家應該引進這種政體。因為不需要伯裏克利說，眼前看到的外國人的榜樣——雅典的生存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就是雅典繁榮的景象和他們強大的力量，甚至連波斯也自歎弗如。
但是，羅馬沒有模仿雅典，也沒有模仿令強大的雅典時刻不敢放鬆警惕的斯巴達。
到一個開始進入衰退期的國家，把這些國家出現的問題當做反麵教材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是，考察一個正處於鼎盛期的國家，卻不學習他們的優點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考察不是大學生的畢業旅行，來的是既有豐富實踐經驗又有一定閱曆的元老院議員。和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希臘的接觸，引起這些羅馬人思考的不正是有別於模仿的東西嗎？
遺憾的是，找不到任何史實可以告訴我們，在希臘逗留的一年時間裏，三個羅馬人看到了什麼，想到了什麼，回國後又作了怎樣的彙報。甚至對這一時期的羅馬作了最詳細描述的曆史學家李維也隻留下這一句話：“派遣考察團的目的是為了抄寫著名的梭倫之法，了解希臘各國現狀、法律以及產生法律的過程。”關於他們回國後的情況，也是一筆帶過，隻寫了包括回國後的三個人在內的十人委員編寫了《十二表法》。當然也有一種可能，也許這三個人寫過些什麼，隻是後來遺失了。因為公元前390年凱爾特人攻下羅馬的時候，羅馬曾經陷入一片火海，據說很多史料都在這個時候被燒為灰燼。不管怎樣，要想找出三個羅馬人關於考察希臘的隻言片語，實在是難上加難。
但是，我們與學者、研究者不同，他們寫曆史必須有確鑿的史料依據，而我們隻是非專業人士。非專業人士有推測和想象的自由。
更何況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不模仿不表示沒有受到影響。相反，不模仿難道不正表示他們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嗎？如果前去考察的是缺乏觀察力和洞察力的人，那自然是另當別論。可是，羅馬考察團的三個人從他們的先後政績來看，無疑都是極優秀的人物。
自由和秩序的並存，是人類永恒的課題之一。沒有自由，就沒有發展；沒有秩序，也得不到持續的發展。然而這兩者又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矛盾體。要讓這二者在現實生活中並存，是極其重要的政治命題。雅典和斯巴達雖然方法各不相同，卻都解決了這一命題。考察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這兩個國家，即使不是羅馬人，我想也都會受益匪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