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烏斯認為，羅馬強大起來的第一要因在於羅馬創造並實施的政治體係。他的理由如下：
我們已知的政體有三種，即王政、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如果你問羅馬人，他們國家的政體屬於其中的哪一種，估計無人能回答。
如果眼裏隻有執政官，看上去像王政；如果隻注重元老院的作用，大概有人會說是貴族政體；如果隻重視市民大會，這人一定果斷回答是民主政體。……然而，羅馬政體正是這三者的統一體。
有人認為隻有這三種政體結合起來，才是接近理想的政治體係。其中一人就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馬基雅弗利。
為了從公元前390年凱爾特人入侵而受到的打擊中走出來，應急措施在經過了20年後暫告一段落。雖然城建雜亂無章，但是，羅馬再次成為適合人們居住的城市，在打敗外敵後，重新變成邊境相對安全的地方。盡管是在卡米路斯的領導下，重建羅馬也用了20年的時間，可見“凱爾特衝擊”帶來的創傷有多麼巨大，它迫使羅馬倒退了10年甚至20年。但是，不管怎樣，羅馬終究恢複了最初的活力。
但是，問題還在後麵。在關係國家存亡的危急時刻，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抗爭暫時平息，一旦危機過去，內訌再次出現。戰時團結一致，戰爭一停，國內鬥爭再起，成了實現共和政體以後的羅馬的常態。
麵對蠻族來犯束手無策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國內不斷的內訌。經曆了公元前390年厄運的羅馬人，已經不能允許這個問題無限期拖延。這一點，羅馬人比任何人都有體會。
和80年前製定《十二表法》時的羅馬人不同，公元前4世紀前半葉的羅馬人已經具備了實施根本性改革的一切條件：
第一是希臘城邦的衰退。為此，堅持認為必須與平民鬥爭的頑固派保守勢力也不得不承認斯巴達式的封閉社會具有危害性。同時也讓一味要求權利的激進派平民階級了解到雅典模式過於超前所具有的危害性。
第二是平民階級力量的增強，不是量而是質的增強。
公元前445年“解禁”的貴族和平民間的聯姻成果此時開始顯現。平民階級開始人才輩出要歸功於卡米路斯。獨裁官可以任命騎兵長官一職的副官。卡米路斯提拔的平民出身的武將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在率領軍隊和領導國政一視同仁的時代，戰場上表現出來的能力自然會轉向國內的政治舞台上。就連伯裏克利，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但是當雅典發生戰爭，他毅然決然地執掌司令官之職參加了戰鬥。戰略也是政略。不！它必須是政略。
公元前367年，羅馬史上劃時代的法律《李錫尼法》得以實施。
在這部法中，首先廢除了六人軍事指揮官政體，恢複二人執政官製度。明確今後羅馬將實行寡頭政製即少數人領導的體製。
其次，規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職向平民出身的人開放。
不得不說這個決定非常高明，而且是以深厚的洞察力做保證的。
以前，平民要求的是兩位執政官中，平民占一個名額。現在，正如他們所希望的，向貴族和平民分擔國家要職的方向發展了。平民出身的李錫尼製定了《李錫尼法》，貴族們為這一想法的法製化投了讚成票。他們選擇了不以階級分配要職，而是全麵開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