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既然這三個人不知道何為真正的信仰，當然，他們也絲毫不會拘泥於法國大革命後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不受理念的束縛，自然而然地正視現實，這樣的態度會容易得多。存在理念差異的體製中，即使這樣的體製有好的一麵，但是因所持理念存在差異，那麼就很容易偏執於理念正誤，而失去了對現實的正確認識。
盡管如此，哈利卡納索斯的狄俄尼索斯對伯裏克利和奧古斯都一視同仁，予以讚美。他給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英明的領導人治理時期的國家是怎樣經營出幸福的。
現在，如果有學生對這二人作同等的評論，想必曆史教師會毫不猶豫地給出低分。因為伯裏克利是雅典民主政體的旗手，奧古斯都卻是帝製羅馬的創始人。對革新和保守同等看待，這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暫時把“自由”與“平等”這樣無疑是高尚的理念擱置一邊去思考，又會怎樣呢？雅典民主政體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伯裏克利領導有方，羅馬所建立的“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也有賴於奧古斯都的力量。隻要有利於民眾的幸福，那就是善政，沒有所謂的民主政體和帝製政體之分。我想古人大概就是這樣認為的吧。
古代的伯裏克利被評價為傑出的領袖，被視為民主主義的先驅，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情。
就我本人而言，雖然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現在，卻總有一個疑問揮之不去，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越是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現實就越是遠離自由、平等、博愛？曆史顯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高唱並熱衷追求這一理念的民族沒有能夠實現它；而選擇了相反生活方式的民族盡管並不徹底，卻實現了這一理念。
我甚至認為，20世紀末的紛亂之象是不是源自法國大革命理念的自我毒害狀態。
第四，對於2000年前的三個希臘人的想法，我深有同感，原因在於識別問題能力的迫切感。
這三個人立場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提出了同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擁有如此高度文明的希臘會衰退，羅馬卻得以持續發展？由於他們都屬於衰落的希臘民族，所以，這個問題自然有了非常迫切的意義。這就好像對於不久前還在不斷飛躍發展的日本，歐美人提出了為什麼日本會這樣的疑問一樣。在羅馬人李維的著作中，缺少了這種迫切性的態度。其原因，我想，隻要想一下日本人寫的《日本人論》就可以了解。
如果有人問我是否有與三個希臘人相同的迫切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關注到為什麼隻有羅馬能成就大業這一問題時，我與他們想法一致。我常常想，在漫長的1000多年裏，單憑軍事力量，不可能控製住如此眾多的民族。為了解決這一疑問，最早給予我啟迪的不是現代曆史學，而恰恰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這三個希臘人。
關於羅馬興盛的要因，三位希臘人分別是這樣認為的：
哈利卡納索斯的狄俄尼索斯認為是宗教影響了羅馬人的見解。羅馬的宗教與其說是用來約束人類的，不如說是用來保佑人類的。這一宗教沒有狂熱崇拜的傾向，所以，更容易與其他民族建立起相互包容的關係，而不是對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