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因此，很多人認為曆史都是勝利者為自己歌功頌德的事情。但是這樣的情況隻是在小國家或許有可能。因為他們對其他國家不具備影響力。當然，在言論管製極為嚴厲的特務國家也有可能。除了這樣的一些國家，故意篡改曆史通常不太容易做到。
有失偏頗也許不可避免，但是，有失偏頗和無中生有的謊言完全是兩回事。
羅馬人是勝利者。但是，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在長達1200年的曆史中，除了最初時期，羅馬人一直作為雙語民族生活在各個時代。在羅馬時代，勝利者的語言——拉丁語和被征服者的通用語——希臘語，它們的地位完全相等。被征服者希臘人、猶太人、東方的人們都會發表用希臘語寫的作品。他們的作品擁有作為勝利者的羅馬人讀者。對於大多數羅馬家庭的子弟來說，希臘語是必修科目。
敘事詩人荷馬，哲學家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三大悲劇作家的作品，阿裏斯托芬的喜劇，曆史學家希羅多德、色諾芬，他們用希臘語寫成的作品翻譯成拉丁語出版，在古代已是接近末期以後的事情。這不是因為羅馬人不關心這些人的成果，而是因為對他們的作品有興趣的羅馬人都可以讀懂希臘語。在古代，翻譯的數量和關心的程度不是比例關係。
就像本文講述的那樣，可以認為古代希臘語相當於現代的英語。“羅塞塔石碑”證明了這一點，漢尼拔留下的碑文也顯示了這一點。甚至不少羅馬人也用希臘語寫作。記錄第二次布匿戰爭的羅馬人費邊·皮克托的作品，就沒有使用他的母語拉丁語，而是用了希臘語。後來的馬可·奧勒留皇帝也選擇了用希臘語寫作。
紮馬會戰前夕，漢尼拔與西庇阿有過一次會談。因為是正式談判，雙方都帶了翻譯。我想，翻譯之間使用的語言大概就是希臘語。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因為西庇阿精通希臘語，漢尼拔也學過希臘語，所以，不管現場有沒有翻譯，想必雙方都能理解對方的意思。兩人在埃菲索斯的那次交談，屬於私下聊天，沒有翻譯。這個時候使用的語言應該也是希臘語。可以想象，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之間的私房話應該也是希臘語吧。
敘述曆史不能完全按照勝利者的意願來做的另一個原因是，有能力確認事件真偽的人很多。
在印刷技術尚未出現的古代，有類似於出版社的機構，隻是因為不能印刷，所以采用手書的方式。因為靠人力一字一句地抄寫，自然每一卷的價值都很高。到了帝政時代，雖然出現了圖書館，但是，讀者的人數依然受到限製，隻能擁有有限的讀者人數。這也表明了讀者都是一些對敘述的內容具備相當程度了解的人，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會了解部分。
敘述曆史是一件非常繁瑣的工作。首先要收集、整理史料；其次要在此基礎上，寫成文理通順的文章，便於讀者理解。我想，應該不會有太多人願意把自己的精力耗費在胡編亂造的事情上吧。
拉丁語有句格言，叫VERBA VOLANT，A MANENT (說過的話會忘，寫下的東西會留下來)。寫作這項工作，像曆史學家薩盧斯提烏斯說過的那樣，是ARDUUM RES GESTAS SCRIBERE（寫作很難）。既然如此辛苦，還有誰會故意書寫歪曲事實的曆史呢？還有，很難讓第三者任意發揮的第三個理由是，寫作開始前的調查階段，曆史的敘述已經萌芽。
寫於後世的曆史研究書可以給我們知識。但是，作為知識的曆史容易停留在平麵的理解上。若想立體地去了解，隻有閱讀寫於同時代或較近時代的作為原始史料的史料。一旦開始閱讀這些史料，曆史不僅變得立體，甚至還能感受到豐富的色彩。體會到這種妙處後，任何作者都希望把它傳達給讀它的人。
一個嚐試寫曆史（故事）的人，知道在整理彙總史料的階段，已經需要求助於想象力。同時他也知道過於依賴想象力，會自掘墳墓。隻要不是寫虛構的東西，曆史真相也好，脫離曆史也好，都不是明確下結論即可的命題。
我認為，書寫曆史就是與曆史的交鋒，甚至可以說是賭上自己所有智慧和一切展開的決戰。當然，這樣的說法也許不太完全。但是，故意歪曲曆史，相應的，ARDUUM，會很難。因為選擇用自己的表現去寫的人知道，人的性格更多體現在他或她寫或說的語言（普魯塔克）中，而不是容貌。
關於參考史料，在這裏不再重複《羅馬人的故事1》卷末提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