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民官是平民階級的代表，如果其勢力過於強大，有識之士就會產生元老院主導的羅馬式共和政體會被摧毀的恐懼。每當貴族與平民的抗爭白熱化之際，羅馬人極度擔心會出現兩個政府，這種對於國家分裂的恐懼，達到近乎神經質的地步。為此，盡力將開放給平民的職務——護民官的獲選者拉進元老院內，就是希望他不要與元老院對抗。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的人們，即使讚成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內容，也不讚成兄弟二人推進改革的方式。如果由執政官或監察官提出改革，再怎麼著也是寡頭政治下的共和政體“體製內”的改革。
帝政時代對格拉古兄弟評價提高，是因為共和政體下人們對體製崩潰的那種擔心，與帝政時代的人們無關，而格拉古兄弟為官清廉無私，自然值得讚賞。
由此我又想到的問題是，格拉古兄弟不是作為執政官或監察官，而是以護民官的身份進行的改革，豈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了麼？
我認為還是有意義的。公元前2世紀後半葉的羅馬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這一點就連體製內的人士也明白。但是，對改革的嚐試，在當時元老院的體製框架內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樣說是因為，僵化的元老院欠缺對現狀靈活處置的治理能力。共和製羅馬的興盛，非一人英雄之力，乃國家體製之功。在國家治理模式上，形成了不斷試錯不斷完善的良性機製。這在研究者中是有定論的。既然國家興盛不靠個人而是靠體製，國家陷入“迷茫”狀態，也不是哪個人能力衰竭，顯然是國家賴以運行的體製出了問題。由於年齡過於年輕的局限，格拉古兄弟自身也許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在護民官職位上發動的改革，是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唯一超出元老院範圍、站在社會的立場上進行的改革。他們留給後人的，是對元老院主導的共和政體的深深質疑。
提比利烏斯·格拉古擔任護民官職位隻有7個月，蓋烏斯·格拉古也不過2年，盡管在位時間短暫，盡管在位期間兩兄弟實行的改革措施大都無疾而終，但對於行將結束一路高歌猛進的繁華時代、走向新的曆史時期的羅馬來說，格拉古兄弟起到了有轉折意味的路標和裏程碑的作用。
這就是格拉古兄弟在羅馬曆史上的存在理由。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兩兄弟去世後，羅馬人的路途盡管曲折反複，但最終還是沿著兩兄弟所立路標指示的道路行進。
不能理解格拉古兄弟改革真正意義的羅馬人民，對兩兄弟卻抱有一種痛惜與哀憐之情，就在蓋烏斯死去的地方，人們自發地建造了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頌揚他們生平事跡的石碑。每到祭祀的季節，人們就像祭奠自己親人的墓碑一樣，來到這裏向格拉古兄弟的塑像和石碑敬奉時鮮供品。
由於提比利烏斯的兒子未成年即已夭折，蓋烏斯無子，格拉古家的血脈到他們這輩就斷絕了。畢竟是偉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大西庇阿）的女兒，元老院沒有能夠沒收格拉古兄弟母親科爾涅利婭的資產，科爾涅利婭在那不勒斯灣西邊的米賽建造了一棟別墅，在這裏過著引退的生活。說是“引退”，實際上這樣一個人物不可能真正從公眾生活中遁出。科爾涅利婭並不孤寂，她那麵海的別墅訪客不絕。東方和非洲的王侯們訪問羅馬時，總會拜訪她以表示敬意；文人學者們不分國籍，在她這裏都會受到歡迎。科爾涅利婭的餐桌，和她撫育兩個兒子時沒有任何變化，仍是知識的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