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裏烏斯公民權法》的效果馬上即顯現出來，一直未決定站在哪一邊的伊特魯裏亞部落和溫布羅部落，現在明確站在了羅馬一邊。在北部戰區，原已定為首都的科爾芬尼烏姆被羅馬軍占領後，“意大利國”處於連首都都不知在哪裏的尷尬處境。《尤裏烏斯公民權法》正式成為法律後，意大利人失去了戰爭的口實，士氣衰落也是必然的。在北部戰區被打敗的馬爾西部落的族長西羅加入了南部地區主力薩姆尼烏姆部落繼續頑強戰鬥，致使南部戰區的戰爭在公元前89年還在繼續進行。戰爭的名分雖然沒有了，但戰爭中形成的相互仇視與憎惡仍然存在，如果點燃戰火的指揮官存有這種仇視與憎惡，戰爭就會繼續。盡管如此，除山區還有部分起義軍繼續抵抗外，“同盟戰爭”實質上在公為紀念“同盟戰爭”製造的銀幣。銀幣圖案為羅馬人和意大利人握手言歡元前89年已經結束。南部戰區的英雄蘇拉也在這一年末回到了羅馬。原以為“同盟戰爭”會使羅馬深陷泥潭的那些東方國家君主們，看到戰爭超出預期地快速結束，還感到有些失落。
《尤裏烏斯公民權法》是在長期的親密關係剛剛破裂時出台的，這個法對結束戰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我認為該法的重要意義可與公元前367年的《李錫尼法》相匹敵，《李錫尼法》實現了貴族與平民在擔任國家公職方麵的差別，結束了兩個階級的長期抗爭，《尤裏烏斯公民權法》則對羅馬的國家轉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持續了200年以上、堪稱“鋼鐵聯盟”、從漢尼拔開始很多國家都認可的羅馬聯盟終於解體了。不管是住在那不勒斯的希臘裔居民、住在托斯卡納的埃托魯尼亞人，還是住在可稱為意大利半島脊骨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山民，全部都成為了羅馬公民。意大利人不存在了。意大利人的再次崛起，要再過1950年之後，作為現代國家的意大利在地球上誕生。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公元前90年羅馬聯盟的解體，不是以130年前漢尼拔希望的方式被動解體，而是采取了一種可稱為“為發展而消亡”的方式主動解體。正是由於支撐城市國家羅馬的羅馬聯盟的解體，使羅馬得以超越了“城市國家”這種國家形態而進入新的曆史時期。
以雅典為代表的所謂“城市國家”，其核心特征是國家以居住在城市的居民為中心而運轉。由此，市民自治是不言自明之理。不管是民主政體下的雅典，還是王政時代、共和時代的羅馬，都把對外宣戰、停戰這類象征國家主權的最高決策權賦予公民大會，政體盡管不同，但雅典、羅馬都屬於城市國家。
然而，這種“主權在民”的政體也會帶來另一方麵的問題，那就是越尊重公民的權利，就越有可能導致對外的封閉性。這樣說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作為國家主人的市民會要求每一個成員具有的權利必須平等，而為了維護這種平等，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家封閉起來，排斥“外人”，防止“外人”來分享公民們已有的各種權利。在實行“民主政體”的雅典，隻要父母雙親有一個不是雅典人，孩子就得不到雅典公民權。就連像亞裏士多德那樣長期居住在雅典，在雅典創辦了名為“呂凱昂”的學園，致力於提升雅典文化的偉大人物都未能得到雅典公民權。在日本也有反對外國人流入日本的“鎖國論者”，同樣不能把他們一概斥之為頑固、守舊，因為他們也是信奉國家全體成員一律平等的狹隘的“主權在民主義”者。
假如一個共同體內部的全體成員都把絕對平等作為“金科玉律”，他們就不可能不排斥“外人”。盡管在羅馬這個共同體內部，也會存在各種人與人的區別，如名門望族、平民貴族、騎士階級，普通平民、無產者，得到自由的“解放奴隸”、奴隸，“掌門人”、“後援者”等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區別，但想在接納“外人”問題上形成什麼決議，就會遭到各階層的一致抵抗。這說明，共同體內部不同等級之間的“區別”和共同體內部人與“外人”的差別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但是，如果過分關注內部人與“外人”的“差別”，就會忽略共同體內部各階層間的“區別”，甚至放棄為防止“區別”演變為對立而應該作出的努力。羅馬發生的社會問題，更主要的還是各階層之間難以流動與融合而導致的階級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