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一人活躍的公元前59年，也就是如同眾人所說的“尤裏烏斯與愷撒執政年”也即將過去。然而，人們頭腦中經常都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十分牢固。後來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哪怕身處愷撒一人掌控的公元前59年羅馬的“三頭政治”之下，也還一直認為背後主謀是龐培。年輕時即已有所作為，與愷撒年齡上的差距僅有6歲的龐培，在當時所累積的聲譽評價，愷撒是遠不能及的。因此元老院派中，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想暗殺的對象，不是愷撒卻是龐培。
在三年前“喀提林陰謀”發生的時候，一位為西塞羅當密探的男子，在巴第紐斯即將任期屆滿之時，向他密告了暗殺龐培的陰謀，巴第紐斯很快地向執政官愷撒報告。愷撒看了密告者羅列的圖謀者名單，發現在幾位年輕能幹的元老院議員名字後麵，還寫著現任執政官比布魯斯、元老院派重臣盧庫魯斯，最後連西塞羅的名字都在上麵了。愷撒笑著問護民官巴第紐斯：“就隻有這些嗎？”護民官答道：“還有一個人。”這個人正是27歲的布魯圖。護民官之所以隱藏了布魯圖的名字，是因為愷撒和布魯圖的母親塞維利婭間的非常關係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有此顧慮才沒寫出他的名字。
最終執政官愷撒沒有驚動元老院就解決了此事。密告者不但沒有領到賞金，還被關進了牢裏。然而，這樣的處罰不過是一種示眾的辦法，當然也是在向參加這項暗殺計劃的人暗示：你們的計劃已經走漏風聲了，暗殺行動無法實施。如果知道自己原來是受到母親情人的恩惠，布魯圖心中作何感想呢？這個另當別論，至少依他那老實的性格，必會將此視為一種緣分而愉快地接受下來。
《高盧戰記》
要敘述從公元前58年到前51年為止這8年的戰役，而不需要參考戰役中主人公愷撒親筆寫的《高盧戰記》的人，恐怕古今中外也找不到吧。無論參考各種基本史料，都少不了《高盧戰記》。在書寫由愷撒擔當總指揮的高盧戰役前先介紹一下愷撒所寫的《高盧戰記》，未必不是件有趣的事。有句話叫“人如其文”，然而我認為愷撒的文章很難在敘述戰役時加以引用。在這裏我想先介紹別人的評論。2000年來，曆史學家們對愷撒的功績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愷撒的寫作能力卻發出一致的讚歎。愷撒的作品即使在2000年後，依然有文庫本（“文庫本”在日本指一種廉價且外形便於攜帶、以普及為目的的小開本書籍。——譯者注）重複印刷、再版，繼續替他實現著寫作夢想。也正因為如此，有關此書的評價如沙粒般難以計數。在我著的此書中，無法一一列舉，僅從古今中各挑選出一位評論者，他們就是西塞羅和小林秀雄，我想應該沒有什麼不妥吧。
西塞羅——公元前51年所寫：
這幾卷作品，在毫無修飾當中有一種奇特的魅力，好像人脫光身上的衣服，純粹以裸體示人。
也許正是為了給寫曆史的人提供史料，愷撒寫下了這本書。於是有人將其間的事件東拚西湊作為寫作曆史的材料，真正得到好處的可能也隻有以這種方式寫曆史的笨蛋吧。對於深思熟慮的賢明之士，這本書反而讓他們失去了寫作曆史的欲望。
小林秀雄——1942年所寫：
我知道尤裏烏斯·愷撒寫下了《高盧戰記》這本書，但是不久前近山金次先生將它翻譯出版後，我才第一次有機會拜讀這本有名的戰記。剛看了一些便立即忘掉了其餘諸事，一口氣地把這本如此有趣的書讀完了。然而，說得更貼切點，是由於羅馬軍一直沒讓讀者有在中途停息的時候。當然，在讀完後也沒有任何的所謂的讀後感浮現，我感到徹頭徹尾地滿意。這是我近來所進行的少有的較理想的文學鑒賞……我沒有忘記應該寫些有關《高盧戰記》的內容，然而這部對我而言雖然說是文學作品的戰記，卻如同古代美術品般地讓我震驚。於是我在恍惚之間，文風也就變得如此迂回曲折了。我們已經從學者的勘察結果印證了愷撒在記述上的正確性。我讀《高盧戰記》的過程，也就如同那些學者在勘察古跡，當從地下挖掘起羅馬勝利紀念碑的碎片時，發出感歎之聲。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它那粗糙的石麵，剛健有力的雕刻紋路。如果把此書放在現代文學之中來看，你就會明白文學本非是我們頭腦中所設想的那樣具有文學性。很早以前，語言是被刻在石頭或者瓦礫上，或是用筆抄寫下來，就如同一種器物般，謹慎地處理，文字這個東西可想而知具有多麼重的分量。這實在是值得生活在如今的我們好好想一想，因為得益於鉛字與滾輪印刷之賜，現在語言完全失去了實質性而化作了觀念的符號穿梭於人們想象之間。現在的文學再這樣下去，就將糾結於讀者的解釋和批判，最終氣悶而絕。而像《高盧戰記》這樣不考慮讀者的喜好，隻是自我滿足式地呈現力與美的形式，這種現象在文學裏愈來愈少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