愷撒在用外交手段進行交涉時，軍事行動上也絲毫沒有遲緩。訓練有素的第八、第十二、第十三軍團、“雲雀軍團”及收編的龐培派降兵，此刻直逼布林迪西的愷撒軍實力已達到了6個軍團，即60個大隊之眾。反觀龐培軍，從開戰起足足有9個大隊投降了愷撒，現在軍中所剩兵力僅僅隻有50個大隊。在龐培派裏，無論是誰，腦海中隻剩下一件事，那就是逃離意大利。
3月4日，到達布林迪西僅僅一周，龐培和元老院派已經從逃離首都走到了逃離祖國這一步。但彼時搜集的船隻數量，並不足以運送3萬將士渡海。龐培顯然已經沒有時間去等待搜集足夠的船隻，於是隻有分兩次將兵力運送出國。兩位執政官率領30個大隊橫穿亞得裏亞海的第一梯隊，而龐培則率領剩下的20個大隊留在布林迪西。龐培等待第一梯隊的船到達希臘西海岸後，再折返回來接他們。
等待中的龐培給愷撒寫了一封回信，信中明確地拒絕了愷撒提出的雙方會談的建議。龐培的理由是：“如果我這麼做，對那些追隨我到今天的人而言是一種背叛。因此絕無可能！”
在龐培的第一梯隊渡海5天後，也就是3月9日，愷撒也趕到了布林迪西。愷撒再次派了使節，向近港口駐紮的龐培發出首腦會談的邀請，再次被拒絕。但這次龐培拒絕的理由是：“沒有和兩位執政官商量，因此無法決定。”
或許龐培是在擔心，如果兩人商談，結果會不會像曾經的“盧卡會談”那樣，最終順應愷撒的意誌行事？又或許龐培是在擔心，愷撒要求的首腦會談方式，會打破羅馬現行的、一直由元老院主導的少數人指導製？又或許龐培是在反省，正如西塞羅、小加圖等共和政論者說的那樣，10年前的“三頭政治”也好，6年前的“盧卡會談”也好，都隻是一時的政策決策，無法永遠解決問題？不管龐培內心作何考慮，事實總是：愷撒反複地發出邀請，而龐培不斷地在拒絕。
雖然愷撒一直在使用外交手段和龐培交涉，但事實上，他在到達布林迪西的第一天就下令構築營地。之後，他又下令修建封鎖港口的工事。不過由於船隻幾乎都被龐培征用了，愷撒所謂的港口封鎖實際上也隻能是阻止出港，而管不了海上。在有船的情況下，愷撒軍隻需在海港出入口沉上幾艘船，就可以達到封港的目的。但現在，隻能在港邊埋一些石頭、木頭、柵欄之類的，還常受到龐培軍隊的阻撓。就在愷撒的封港行動進行時，運送第一梯隊的船回港了。此時，龐培腦海中隻剩下一個念頭：出港。
3月17日，龐培剩下的20個大隊在日落之後全部登上了出港船，當天半夜，所有的船隻一起出港。愷撒軍構築的封鎖工事雖然努力阻擋，但也無法阻止大型船隻。手中無船的愷撒，無法出海追擊。迅速結束內戰的願望，像夢一樣在天亮後破滅了。
望著船尾漸行漸遠的燈火，愷撒意識到，和30年前蘇拉與馬裏烏斯在意大利半島內的戰爭不同，這將會是場曠日持久、波及深廣的內戰。龐培已經遠走，再留下來也沒什麼意義，兩天後，愷撒離開布林迪西，沿著阿皮亞大道朝羅馬疾馳。愷撒和龐培，這兩位當代頭號將領的正麵對決就此拉開了帷幕。
大戰略
霸權統治下的羅馬世界可謂疆域宏闊：東起幼發拉底河，西至直布羅陀海峽，北沿萊茵河直抵北海，南到撒哈拉沙漠。從稱謂上就能看得出來，在這一版圖中對羅馬人最為重要的就是地中海。他們將地中海視做內海，稱之為“我們的海”。無論是由布林迪西逃走的龐培，還是阻止未遂的愷撒，都以這樣的地理認知作為其雄偉戰略的依據。在地理認知之外，他們還有一個確立龐大戰略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藩屬”——或者用更貼近當時羅馬人的詞語，叫做“clientes”。
在翻譯過程中，源於拉丁語的現代詞是最讓我頭疼的。現代英語的意思和古代同源拉丁語，即使形式上一樣，意思卻可能大相徑庭，上文提到的“clientes”和“consul”這兩個詞就是典型的例子。“consul”在現代英語中指“領事”，而它的拉丁語同源詞，放在古羅馬則是指“執政官”。“clientes”在現代英語裏有“client”（客人）、廣告代理的讚助商、律師的委托人等意思，而在古羅馬則有別的含義。不同於“執政官”在曆史上已經有明確的統一譯法，“clientes”這個詞更加複雜，我不能按照字典的意思，把它簡單地直譯成“被保護者”，把“patronus”直譯成“保護者”。因為根據古羅馬的曆史，這二者不是簡單的保護與被保護關係，而是從羅馬建國到本書記述階段以來的700多年間，代表人際關係和外交關係的重要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