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曆史之筆握於勝利者之手，這一觀念由來已久。但筆者對此持有異議。這裏即將敘述的就是我持反對意見的最好例證。本章全部都是從失敗一方——即全部以反愷撒派——遺留下來的史料為基準進行敘述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反愷撒派的西塞羅留下來的。因此，本章將要敘述的所有事情都來源於西塞羅和接下來要登場的人之間的通信。這些信件就是“目擊證人證詞”。數百年後，普魯塔克所著《列傳》以及後來阿匹亞努斯所著史書和狄奧·卡西烏斯的著作等等後世人的敘述，援引的都是這些信件的內容。
那麼，為什麼西塞羅的《書信集》可以有資格成為“目擊證人證詞”呢？蓋因愷撒死後，西塞羅認為自己重新掌舵的機會又來臨了，因此積極地活躍於愷撒派和反愷撒派之間，進行居中調停。但是，又由於他自己屬於反愷撒陣營，故而即使調停也是圍繞著暗殺愷撒的反愷撒派的利益進行的。以62歲的高齡閱曆以及他作為羅馬第一智者的聲望，西塞羅手中集中了反愷撒派和愷撒派雙方的信件，也集中了雙方人士希望拜見西塞羅，並請他替己方說話的請求。
對羅馬人而言，愷撒被暗殺猶如晴空霹靂、電閃雷鳴一般。被殺的一方和殺人的一方，即愷撒派和反愷撒派都同時突然失去了行動的方向。此時，西塞羅對兩派而言都堪稱是雷雨中唯一的燈塔。因為對反愷撒派而言，西塞羅和他們有著共同的政治見解；對愷撒派而言，西塞羅並沒有直接參與暗殺愷撒。
然而西塞羅並非這些寫信求助者的指路明燈，因為他本人也要寫信求助。他在寫給密友阿提庫斯的信中，常常有許多無法向布魯圖和卡西烏斯說出的話。西塞羅並非先知，他隻是憑借自己的知識具有了優於常人的觀察能力和認知能力。此外他也有一流的語言表達能力，能將他的觀察和認知充分傳達給他人。因此西塞羅的《書信集》成為了值得信賴的“目擊證人證詞”。此外，和百年後普魯塔克及他之後的古代史學家的作品不同，西塞羅的《書信集》並沒有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改變，一直不變地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因為是日常的書信，才更能反映現實。因此，2000年後的我們托西塞羅的福，可以得出布魯圖、安東尼以及屋大維的真實麵貌，以及即使被殺也屹立不倒的愷撒的真實麵貌。
長久以來，羅馬元老院並沒有固定的會議場所，甚至連羅馬最高國家機關——公民大會——也沒有固定的會議場所。到羅馬帝國時期，元老院的會議場所才被固定在由愷撒建造的地方。至此才有了既能容納數百人濟濟一堂、又能和其餘人群隔離開、還是處於羅馬市中心的會議場所。此後元老院會議既在神殿中央召開，也經常在回廊的一角召開。但在此之前，由於沒有固定的會議場所，因此每次元老院開會召集議員、公布開會時間和開會場所都必須明確記錄並昭告意大利全部領域。愷撒就任終身執政官時，當時愷撒神壇有部分細節並未完工，因此當時元老院會議經常在龐培劇場東側的大回廊一角召開。因為那裏夠寬敞，足足有180米×135米，這樣與龐培劇場並立的龐培大回廊，隻要在當天禁止普通人出入，就有足夠的空間供元老院召開會議。
不過，如果沒有愷撒的“建設新羅馬”計劃，元老院也不能在龐培大回廊召開會議。因為那裏位於城牆外寬闊的馬爾斯廣場中央。雖然無論哪裏都足夠作為會議場地，但是當時隻有軍隊最高司令出席時，才會在城外開會。因為根據羅馬共和國製度，軍隊最高司令是不能進入城內的。
根據愷撒的改造計劃，拆除首都羅馬和羅馬帝國之間的壁壘“城牆”是有必要的，也是其一大特色。因此原本是在城牆外的馬爾斯廣場，經愷撒之手，再也沒有“牆外”的區別，而成為了羅馬市中心。在那裏召開元老院會議就再也沒有什麼不合規矩了。
此外，愷撒本人對在由龐培建造的龐培大回廊召開元老院會議並沒有表現出反對。如果愷撒有一點反對的意願，他就可以選擇其他地方作為會場。3月15日的元老院會議，愷撒就下令將其改至可以看得見龐培立像的角落裏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