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親”
人在首都的奧古斯都和在潘諾尼亞冬營地的提比略同時收到了日耳曼戰場傳來的噩耗。接到消息的提比略緊急趕往首都，商討對策。
日耳曼的情況的確非常糟糕。昆提裏烏斯·瓦魯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率領的部隊，包括3個精銳的軍團、3個騎兵隊以及6個輔助兵大隊在內的3萬人的兵力，再加上隨從、後勤人員，總共3.5萬人的羅馬軍，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遭到了敵人的伏擊，全軍覆沒。
自克拉蘇敗北帕提亞之後，羅馬軍60年來第一次遭遇如此慘重的損失。
這對於修改了愷撒的萊茵河防衛線、將軍隊送往日耳曼戰場的71歲的奧古斯都而言，幾乎是一個不可承受的打擊。守在萊茵河沿線的部隊如今隻剩下2個軍團，無論如何要在冬季休戰期間，部署好迎戰的策略。奧古斯都能夠托付的人也隻有提比略。於是，剛結束了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戰役的提比略，不得不翻過冰寒料峭的阿爾卑斯山，十萬火急地趕往萊茵河。
當初，在公元6年提比略占領了易北河之後，奧古斯都認為武裝軍事行動就此結束，接下來是政治力介入的羅馬化統治的開始。因此他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富有行省統治經驗的昆提裏烏斯·瓦魯斯。
瓦魯斯出身於羅馬貴族，生於公元前50年前後，公元前13年時擔任過執政官，之後曆任非洲、敘利亞行省的總督，是一位政壇老手。
我認為造成這次悲劇的原因，不在於之前的武力打擊，而是瓦魯斯的戰後處理。如果將他的做法和愷撒平定高盧後所作出的政策對比，其中的差異就非常明顯。
愷撒在征服了高盧之後，對所有的高盧部族都采取了溫和的手段，而且選擇了讓高盧人來負責管理他們自己的地區而不是羅馬人由上至下的高壓統治。高盧各個部落的首領們一如既往地掌管著自己的部落，有關整個高盧地區的政策，依然按照傳統的習慣由部落首長會議來作出決定。
個體對於統治者的不滿從來不會影響到整個政局，隻有當不滿的個體中出現了領導人物，才會凝聚成具有破壞性的爆發力。在未開化的蠻族中能夠成為領導者的就是部落首領。對於被征服者而言，他們最大的不滿，就是被剝奪了曾經擁有的權力，因此，隻有讓原本的統治階層繼續保有他們的權力，才可能長久地維持占領地的和平。
愷撒正是采取了這樣的行省統治政策，他甚至連行省稅的征收都交給部落首領，最終再彙總到他那裏。羅馬共和時期是以競標的方式決定負責代收稅金的“包稅人”，在整個高盧地區，能夠實施同樣製度的唯有自古以來就是羅馬行省的南法地區。愷撒征服的中部和北部地區，都是用部落族長代替“包稅人”，為羅馬征收行省稅。盡量減少對占領地內部事務的幹涉，僅僅這一點就體現了愷撒卓越的政治遠見。高盧戰役之後，羅馬本土內亂不斷，高盧地區在完全沒有設置一兵一卒的情況下，仍保持了長期的安定。這足以證明愷撒的治理方針深得人心，特別是對高盧那些上層階級而言，他們沒有與羅馬抗爭的理由和需要。
由於奧古斯都的行省改革，高盧地區自公元前26年起，實行了和其他行省同樣的治理方式。那個時候，距離愷撒從高盧渡過盧比孔河已經過去了24年。這意味著24年來，高盧作為羅馬的行省，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自治。隨著時間的遷移，高盧當地的領導層也進行了世代的交替，權力轉移到了在羅馬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手裏，他們對於奧古斯都的行省政策完全沒有感到不適或者反感，新製度順理成章地得到了執行。
那麼，日耳曼的戰後政策又是怎樣的呢？正如以上所述，軍事武裝行動進行到公元6年時，奧古斯都認為已經大功告成，將下一個階段的任務，即對日耳曼進行羅馬式改造，交給了曾經擔任過非洲以及敘利亞行省總督的瓦魯斯。然而，瓦魯斯並沒有像愷撒那樣，實施一些特殊的政策，給占領地的人民一段適應期。他在戰爭結束的第二年，立刻施行了奧古斯都針對一般行省的管理製度。對於他的做法，連武將出身、不擅長政治的提比略都發出質疑：“瓦魯斯不像是一位派遣到未開發地區的軍團司令官，他的表現更像是去文明城市赴任的官派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