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稱霸高盧的尤裏烏斯·愷撒，以長遠的眼光確立了高盧將來的統治模式，其中一條重要的政策，就是給予被征服的部族首領以尤裏烏斯·愷撒的家族姓名與羅馬公民權。按照羅馬式的思維來理解，贈與自己的家族姓名，就意味著把他們收為自己的“被保護人”。時髦的說法，也即“開分店”、“召集嘍囉”。受此恩惠，“長發高盧”的領導階層，都冠以尤裏烏斯的姓氏，搖身一變成為具有羅馬公民權的普通公民。無論羅馬公民權還是“被保護人”的關係，都是可以世襲的權利和義務。公元21年，發動叛亂的3個主謀都是名叫“尤裏烏斯”的高盧人，這也並不意味著愷撒的高盧政策有問題，因為隻有東部的“尤裏烏斯”發動叛亂，西部和南部的高盧人並未起來反抗。
可是，反抗羅馬帝國的叛亂為何由東高盧而起？如若貸款的利率過高、矛盾重重，那麼暫不考慮羅馬化進程較快的南法地區，為何與東高盧羅馬化程度相近的西高盧卻並未發生叛亂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隻能憑借當時記載的片段來推測。然而，我認為，在由學生引發叛亂的背後，其實高盧宗教界的祭司階層也參與其中。
公元前20年，奧古斯都對高盧進行重新劃分時，把“長發高盧”中最大的部族埃杜伊族的首都比布拉克特（今歐坦），發展成為一個學問之都。當然，如若把它稱為大學城的話，則稍有不妥。感覺上這裏的性質更接近於中學以及大專。為何這樣說呢？原因在於此地的教育機構，目的在於為高盧的優秀學子提供較高等的教育，而想要繼續深造的，羅馬、雅典、羅得島或埃及的亞曆山大都有大批著名學者，可以遠赴這些地方求學。
其實，奧古斯都不是特別喜歡鑽研學問，也並非對於教育抱有熱忱，他隻是想從一手掌握高盧的宗教、司法、教育的民族宗教祭司德魯伊特手中奪回教育的權力。學習希臘、羅馬式的思想正是當時高等教育的目標。提及司法，則是由被羅馬派遣的行省總督負責，當然，這也意味著這項權力也從德魯伊特手裏爭取了過來。與羅馬不同，高盧有被稱為德魯伊特的獨立祭司階層，而這些祭司擁有這麼強大的號召力，是因為他們完全壟斷了宗教、司法與教育權。
但是，對德魯伊特的幹預，奧古斯都沒有就此罷休，雖然並沒有對德魯伊特教施行鎮壓，但嚴禁擁有羅馬公民權的人皈依這個宗教。羅馬人對於容許實施活人祭奠的宗教，無論是伊特魯裏亞人還是迦太基人的宗教，都非常討厭，認為這些都是非常野蠻的宗教。
由於高盧幾乎所有領導階層都擁有羅馬公民權，而奧古斯都出台這項禁令，使得高盧的德魯伊特教的祭司們在高盧領導階層中的影響力頓失。在攸關生死存亡之際，祭司們想到了把宗教和高盧的民族主義相結合。而祭司們把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牽連到這一場衝突中來，非常容易。如此這般，對高利貸的憤怒與高盧民族主義相結合，演化成為高盧東部地區歐坦城發生叛亂的導火索。然而，造反者的盤算也出現了失誤。
祭司們第一個失誤在於，他們預測羅馬帝國的萊茵軍團放棄了征服日耳曼，日耳曼尼庫斯也被改派到東方之後，就變成一個不再設有皇族總司令的萊茵河防禦軍團，肯定會導致亂無軍紀、士兵們厭戰。這種毫無根據的推測被證明錯得十分離譜。由於提比略在此地精心布局，軍團長並非依出身定職，都是能力超群的將才。基地牢固之後，無論是設備還是功效，都會相比日耳曼戰役時有很大的提升。並且，軍團自身的任務，不隻是駐紮在萊茵河沿岸，而擔任軍務的士兵們不僅要防禦日耳曼人的侵略，還要在後方穩定高盧的政局。所以，遇到任何騷亂，還未等提比略的命令下達，他們早就起身鎮壓去了。
祭司們第二個失誤在於，他們誤認為，和由羅馬公民組成的軍團一同從事軍務的輔助部隊中，那些高盧出生的士兵如若知道高盧人起事，一定會拋棄羅馬的軍隊投身這邊來。實際上，羅馬軍團中被送至鎮壓起義前線的高盧士兵根本就不為所動，他們毫不猶豫地揮刀砍向造反的高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