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比略對輔助兵的名額進行了限製，他規定輔助兵的名額可以與正規軍的名額相同，然而，絕對不能超過軍團正規士兵的名額。當然，提比略也延續了奧古斯都時代的做法，規定服役期滿的輔助兵可以獲得羅馬的公民權。此外，提比略也知道“軍團士兵”與“輔助士兵”有著抱怨之處，他們除了服役期滿還不能退役之外，還得參加土木建設。雖然提比略知道這些情況，然而，士兵們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進行橋梁、街道建設，是羅馬的傳統。提比略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不要讓這些士兵承擔過重的勞役。雖然沒有任何史書對此予以記載，我想提比略一定采取了一定的折中方案。因為，現代德國南部、奧地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四通八達的羅馬街道網絡，幾乎都是在提比略統治時期建成的，而士兵們未以此為借口，再次爆發“罷工”。
此時，提比略所進行的“調整”，就是由軍團長承擔一切事務的執行。在他看來，唯有實行責任分擔，才能保持龐大的羅馬帝國的運行。
那麼，要采用分擔責任的方式，選擇合適的人選自然成了很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麵，就連厭惡提比略的曆史學家塔西佗也不得不說：
“從未有一任皇帝能像提比略這樣知人善任。”提比略在選賢任能方麵，始終貫徹知人善任與實力至上的理念。軍團長必須具備軍事才能，行政官必須具備行政才能。而與別國處理外交事務的行省總督則起用名門貴族，這種淵源源自共和製時代，出身名門的人擔任總督更有利於外交談判。雖然選拔人才的標準各不相同，但是在知人善任和實力至上兩個條件方麵從未改變過。哪怕是出生於行省的羅馬公民，也不會因為出身而影響仕途。曾被認為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而一度被逐出羅馬帝國本土的猶太人，在提比略看來，隻要他有足夠的能力，也可以擔任埃及的長官。而遴選總督和軍團長級別的官員，提比略對實力至上為基礎的判斷更加明顯。且不論提比略其後的四任皇帝能力怎麼樣，僅他們統治時期負責軍事和治理行省的人物，每一位都出類拔萃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大吃一驚了。提比略不是提拔這些人，就是提拔這些人的後代。此外，提比略向整個帝國的人灌輸並讓他們深信，隻要有實力就一定會有用武之地這一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不論一個組織有多麼完美，隻有人才會讓它發揮作用。
“提比略在其子杜路蘇斯離世之前，就完成了所有的改革。”塔西佗這樣記載道。提比略在其子死後無心政務，將一切都委托給了身邊的親信塞亞努斯。
然而，對於塔西佗的這些記載，筆者存疑。首先，提比略在其子死之前已經完成了所有工作，缺乏史書證實。其次，提比略所做的工作，與其稱之為“改革”，還不如稱之為“修改”更為貼切。當然，僅僅是在工作中製定路線還遠遠不夠，還要監督是否得到落實，再根據執行時的實際情況適時加以“修改”，這樣，才能期待得到成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一年時間根本不行。更何況，提比略返回羅馬與經曆兒子之死，僅僅隻有一年的時間。更為重要的是，塔西佗對自負的人完全不了解。
對自己嚴格要求的人，才可以稱之為自負的人。對於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的人，絕不會因為兒子的離世，而允許自己敗在悲傷的腳下。普通人遇到這樣的悲劇，肯定會以淚洗麵、無所事事。然而，自詡為不是普通人的人，即使是死也不會自暴自棄。恐怕隻有當最大的傷痛襲來之際，他才會奮起埋頭於艱苦的工作之中吧。隻有這樣，自負的人才能夠活下去。當普通人擺脫悲傷拾起工作時，自負的人才與此同時感到身心疲憊吧。公元25年，在提比略之子杜路蘇斯去世兩年之後，有議員稱頌提比略的政績，並提議為他興建神殿。塔西佗引用了提比略在元老院婉拒的演講，記載如下：
我無非是難逃一死的平凡人而已，我操勞之工作，議員諸君都能夠做到。為了不讓各位賦予鄙人的崇高地位蒙羞，我克勤克儉，不敢放鬆，對鄙人而言，已經是辛苦之至了。
後世會怎樣評價鄙人？我所做之事是否不墜先祖之名？是否有助於維護各位議員諸君的立場？是否有益於國家的和平？此外，為了國之利益，即使批評如潮，我仍舊不為所動，努力完成心之所想，後世是否會給鄙人些許正麵頌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