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算，羅馬本土與行省之間的確存在2到3倍的利率差。至於對行省融資，由於羅馬人自己實現了“羅馬統治下的和平”，行省的融資風險充其量算中等水平，雖不及本土低，但也不算高風險。低風險低收益和中等風險高收益孰優孰劣，這一點誰都明白。羅馬的金融業者遵循的也是“金錢”規律，隻要達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就會把多餘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向歐洲或非洲。正因為他們這樣的做法，才使得行省得到了發展，從根本上維護了羅馬帝國的“和平”。其實，公元33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並不是本土經濟“空洞化”的前兆，應該說是本土與行省的“平等化”。進一步而言，就是本土與行省利率差距縮小的前兆。我有理由認為，羅馬帝國主義與後來英國、日本等帝國主義最大的不同之處，正是羅馬帝國本土公民與行省人民，尤其是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平等化”。
時隔17年，東方問題在金融危機剛結束時隨即爆發，當然這也需要提比略親自出馬處理。公元18年，在羅馬帝國的大力援助之下，阿爾塔什斯在繼任亞美尼亞皇位之後，勵精圖治，使得亞美尼亞王國國泰民安。然而，隨著亞美尼亞國王的駕崩，帕提亞再度插手亞美尼亞事務，造成問題日益複雜化。帕提亞希望從王族中選擇亞美尼亞新王，擺脫羅馬帝國對亞美尼亞的掌控。
帕提亞人認為在卡普裏島深居簡出的提比略已經垂垂老矣，應該沒有精力再介入東方事務。然而，他們錯了，即使76歲，提比略依舊雄風不減當年。
知悉帕提亞的舉動，提比略即刻派遣維特裏烏斯前往東方。亞美尼亞是羅馬帝國的東方屏障，提比略根本不想把亞美尼亞王國拱手讓給帕提亞。提比略推選原本被送來作為人質、後來在羅馬長大的梯裏達底作為亞美尼亞新王的人選。維特裏烏斯此行的任務，就是保證新王登基時不能夠與帕提亞開戰。維特裏烏斯奉命出任敘利亞行省總督，此外跟17年前的日耳曼尼庫斯一樣，他也被授予整個東方地區的最高指揮權。
此時的維特裏烏斯也是提比略善用人才的一個典型。駐守敘利亞的4個軍團原地不動，提比略隻是冷眼旁觀帕提亞等東方各君主專製國家彼此短兵相接，自己坐收漁翁之利，成功地讓梯裏達底登上皇位。
和亞美尼亞建立友好關係是提比略最大的希望，因為亞美尼亞是東方君主國家中唯一可以牽製勢力強大的帕提亞的國家。亞美尼亞不用向羅馬帝國納稅，也不需提供兵源。羅馬帝國對亞美尼亞的政策就是新王必須站在羅馬帝國一邊。維特裏烏斯在完成使命後，立即啟程前往敘利亞行省總督官邸所在地安條克。此時，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免除擔任猶太長官10年的本丟·彼拉多的職務，並將其送回意大利。彼拉多並非是因為將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而被遣送回國受審，而是因為身為猶太地區長官卻玩忽職守，就羅馬行政官的立場而言，理應被檢舉。也許猶太人社會中與耶穌基督有關的動亂，都是彼拉多惡政導致的。提比略包容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然而不能容忍因此造成社會不安。總而言之，本丟·彼拉多不是因為一個名叫基督的年輕木匠之死而被指控，而是以玩忽職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