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神殿原本供奉著羅馬人捐贈的沒有皇帝象征的供品，然而考慮到猶太人會覺得非猶太教徒的供品弄髒了神殿，於是提比略下令，將這些供品都移到愷撒利亞供奉先皇神君奧古斯都的神殿內。此外，猶太教大祭司在祭典上的法衣原本也由羅馬方麵保管，放在耶路撒冷神殿內，提比略也命令將之歸還，讓猶太人自行保管。曾經，法衣由異教徒的羅馬人保管，每當祭典之際猶太祭司前來借用時，都必須花7天時間以消除衣服上的汙穢之氣。
公元21年，順利實現猶太行省化的普布利烏斯·蘇爾比基烏斯·瓦魯斯與世長辭。提比略以他對國家鞠躬盡瘁為由，下令以國葬之禮厚葬了這位總督。縱觀瓦魯斯一生，出生低微，卻在軍團中受到賞識，接著被選為執政官。隨後又在日耳曼、非洲、敘利亞被委以要職，臨終又得享國葬。在重視出身背景的由元老院把持朝政的共和製時代，這無疑是天方夜譚。對於出身寒門的有識之士，由愷撒開創、奧古斯都確立、提比略加以鞏固的帝政時代，實在是施展才幹的偉大時期。提比略在瓦魯斯去世之後並沒有掉以輕心，所以猶太人的治理比較順遂。當然，曆屆與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直接接觸的猶太官員中，由於對此民族的特殊性一無所知而治理不當的官員大有人在。身為猶太長官必須有所準備，時刻保持清醒，因為一旦犯錯被提比略得知，立即免職，並且被召回本土接受審判。從公元26年起，擔任猶太長官10年的本丟·彼拉多就是個典型。他讓扛著軍旗的軍隊進人耶路撒冷，並受到猶太人多次發生騷亂的牽連，最終導致他被撤職。
其實，羅馬的當權者未必是猶太人反抗的主要原因。猶太人作為一貫處於弱勢的民族要從被害意識中獲得解放，走向自由，並不容易。因為這些人滿腦子都是受害者意識，麵對強者時經常反應過度。所以，在其他行省無足輕重的小事，到猶太人身上就會變成大問題。
奧古斯都的猶太人政策不僅被提比略完完整整地繼承了過來，而且在他手上執行得更為徹底。奧古斯都時期的政策針對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中部的猶太人，提比略把帝國全境的猶太人囊括在內。此外，他還不隻是擴大政策適用範圍，還考慮到東西方的差異，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種“因地製宜”與“分而治之”的政策相輔相成，都是羅馬帝國基本的治理方針。
之所以提比略會貫徹奧古斯都的猶太人政策，這並非是奧古斯都執行不到位，而是因為有些問題在奧古斯都時代不甚明顯，到了提比略時代就迫在眉睫了。猶太人除了隻遵從神明的法律外，還有另一個特點。
希臘人與猶太人
希臘語“代阿斯珀拉”（Diaspora，大流散）意為離開故國定居海外，現代普遍認為這是猶太人特有的一種現象。姑且不提猶太人被強製遷徙到巴比倫和埃及的例子，但單論定居海外，希臘人早有先例。羅馬人在各地興建名為“科洛尼亞”的殖民城市隻是政策移民，而非人們自發遷移形成的人文現象。就自主性移居而言，希臘人堪稱先驅，而猶太人則是緊隨其後。
然而，兩個民族的遷徙，在本質上則是天差地別。首先，希臘人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建設新的城市，然後在此基礎上發展手工業、商業，慢慢地積累財富；與此相反，猶太人則是遷移到現有的發達城市，在那裏從事手工業、商業與金融業，以此積累財富。公元前1000年，希臘人就開始向地中海周邊移民，不論東南西北，在各地都興建自己的城市，然而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座猶太人自己興建的城市。很顯然，猶太人不會移居到貧瘠之地。
公元前後過渡時期，地中海周邊的東方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猶太人聚居區，然而在羅馬帝國等西方的各個城市中並沒有同等規模的猶太人聚居區。因為羅馬雖然是霸權國家的首都，但西方的富庶之地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