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身在“前線”的司令官們依然正在向加爾巴傳來宣誓效忠的消息。之所以用“正在”這個詞，是因為在公元68年年末，隻有距離首都羅馬最近的萊茵河防衛軍司令官魯弗斯的宣誓書送到了加爾巴手裏，來自遠方的敘利亞和交戰中的猶太方麵的宣誓書還在沿地中海向西的送達過程中。
身為帝國最前線防衛負責人的這些人向加爾巴宣誓效忠應該不是因為他們認可了加爾巴作為皇帝的能力，畢竟這些人延續了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徹底奉行的實力至上路線。也就是說，不考慮身世和出生地，隻要實力足夠就會得到任用，而且這種傾向在看重實力的軍事領域尤為明顯。同時他們也具備“在元老院中占有議席”這個就任帝國要職時的必要條件。然而，身為“新貴”的他們既非代代擔任元老院議員的家庭出身，籍貫也不是首都羅馬。即使他們有充分的“肩負帝國防衛任務”的使命感，但畢竟都是新進人員，對既有體製的象征——元老院會更尊重一些。加爾巴可是元老院明確表示支持的人。
“前線”的司令官們對加爾巴抱有好感的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對先帝尼祿的失望以及反而因此產生的期待感。史學家蒙森稱為“提比略一派”的軍官當中誕生了很多軍事人才，為帝國的防衛作出了貢獻，其中最有名的人是與羅馬曆史上的頭號假想敵帕提亞王國之間締結了永久友好關係的科爾布羅。尼祿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單是出於猜疑便賜死了這位受實力派武將推崇的科爾布羅將軍，這些武將不可能忘記至今才過去一年的這場衝擊。
但是，加爾巴對這些軍人投來的好意大潑冷水，他解除了守衛萊茵河上遊的高地日耳曼軍團司令官魯弗斯的職務，並將其召回了本國。並且，召回本國後並沒有讓他擔任別的什麼要職，隻是單純解除職務，命他返回本國而已。
接著任命年事已高且性格消極的弗拉庫斯接替魯弗斯前往任地，大概他是覺得這個弗拉庫斯不會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另外又任命維特裏烏斯擔任空缺的低地日耳曼軍團司令官，因為加爾巴推測同為元老院階級出身的維特裏烏斯會堅定地支持自己。
但是這次人事安排的結果隻招來了士兵們的憤怒。魯弗斯在士兵當中德高望重，同時在羅馬帝國的“前線”中，萊茵河沿岸的前線氣候惡劣、地勢險峻，而且是與勇猛的日耳曼民族為敵，因此比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更受重視。盡管也有根據需要臨時調遣軍團的情況，但是常設七八個軍團，集結多達4.2萬到4.8萬兵力的前線在帝國中僅此一處。被稱為“日耳曼軍團”或“萊茵河軍團”的這些軍團屬下的士兵們也懷有自己是最前線衛士的強烈自負。他們一定覺得隻在安全和平的西班牙行省任過職的加爾巴沒有資格幹涉軍務。反加爾巴的勢頭在萊茵河前線而不是別的前線興起，便是出於以上原因。
公元69年1月1日，首都羅馬迎來了兩名新任執政官，並召開了當年首次的元老院會議。在古代羅馬，1月1日是開始新一年工作的日子，不過當天沒有討論什麼議題，隻舉行了新任執政官的就任儀式。對於與心腹維尼烏斯一起就任執政官的皇帝加爾巴來說一定是心情不錯的一天，因為根據羅馬的政體，正式就任執政官這個地位最高的公職便意味著加爾巴體製的真正起步，奧古斯都之後的曆代皇帝大多都在登上皇位時兼任了執政官。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些羅馬士兵聚集到位於萊茵河沿岸的美因茨軍團基地，以拒絕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方式明確了反對加爾巴的態度。
維特裏烏斯稱帝
特別是在動蕩的時代，信息傳達的速度往往會左右事情的進展。在古代的羅馬，有一種白天用狼煙、夜晚用火把在要塞之間依次傳遞信息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僅限於有敵人入侵這種可以符號化的信息傳遞，並且隻在最前線使用。在廣大帝國內傳遞信息隻能依靠人員換乘在帝國的大道上每隔10—15公裏設置的驛站（Mutationes）配備的馬匹。這樣一來，利用馬匹傳遞信息的速度有多快便成了重要的問題，可是關於這方麵的準確史料完全沒有保留下來，所以隻能通過推測。多位史學家一致認可的隻有公元前49年尤裏烏斯·愷撒從羅馬沿羅馬古道北上前往法國南部的馬賽時的數據。當時丟棄行李策馬疾馳的愷撒一日的行進距離為百羅馬裏以上，1羅馬裏約等於1480米，所以相當於日行150公裏左右。要在當時的高速公路——羅馬式大道上急速奔馳，就算丟棄行李，所有人員都騎馬，最高司令官愷撒身後也有包括參謀和日耳曼騎兵護衛在內的數百人跟隨。各處驛站不可能為所有人都準備了換乘的馬匹，所以150公裏的距離肯定是乘同一匹馬跑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