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猶太民族出身且非常了解猶太人的尤裏烏斯·亞曆山大和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參加攻略戰也是考慮如果進展順利的話便進行協商，不順利的話便通過軍事力量盡快解決問題的一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如前所述，猶太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的話，韋斯帕薌繼任皇帝便會成為一場白日夢。
至於駐紮在埃及的2個軍團，除了參與攻打耶路撒冷的大隊之外，剩下的部隊也是不能隨同穆奇阿努斯前往西方的。因為首先不能讓決定在此地待機的韋斯帕薌手下無兵，並且一旦耶路撒冷攻略戰稍有拖延的話，韋斯帕薌也可以趕去增援。同時還需要考慮從海路攻入宗主國意大利的情況。
另外，就是由4個軍團組成的敘利亞駐屯軍，除了調去攻打耶路撒冷的1個軍團外，即使是司令官穆奇阿努斯也不能將剩下的3個軍團帶到西方。亞美尼亞和帕提亞的國王欣喜地重新確認了羅馬與帕提亞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但是，羅馬的領導者們對他國人的信任在性質上有些許不同，在2000年後的現代想起來也非常有意思，他們不是將人分為可信任的對象和不可信任的對象，隻對可信任的人抱以全部的期待，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別人都會抱以信任，但是隻信任到“可信任的程度”為止。
那麼，應該在何處畫線來界定“可信任的程度”呢？羅馬的領導者們不是將對方的善意或道德作為畫線的標準，他們參照的標準是自己一方在軍事上的防禦力。他們在締結了和平條約的對象國與本國的國境上依然會部署與以前規模相同的軍事力量，這樣就可以約束對方盡量保持與自己的友好關係，即使對方想破壞雙方的友好關係，也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用現代語言來形容這種理念的話，筆者認為可以用“製衡力”這個詞。可以相信，由開國皇帝奧古斯都創設、二代皇帝提比略鞏固了基礎的帝政羅馬的軍事策略就是建立在這種製衡之上的。
如果是這樣看待人與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人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穆奇阿努斯本人，都不可能放空羅馬帝國和亞美尼亞、帕提亞王國之間的國界——幼發拉底河的防線，將軍隊全部調往西方。
結果，穆奇阿努斯能夠帶到西方的軍事力量加上輔助兵不超過2萬，憑借這種程度的軍事力量還敢於前往西方的穆奇阿努斯一定是覺得還可以指望表明支持韋斯帕薌的“多瑙河軍團”的7個軍團。但是請不要忘記，“多瑙河軍團”最初打算推舉為皇帝的不是韋斯帕薌，而是穆奇阿努斯，率軍西進的任務交給穆奇阿努斯也是出於這個因素的考慮。總之，還沒等到公元69年的秋天，韋斯帕薌一方的作戰計劃就已經付諸實施了。
但是，在公元69年的夏末秋初，也就是維特裏烏斯一方和韋斯帕薌一方還沒發展到正麵接觸的時期，發生了雙方都沒有預料到的事情。事情發生在萊茵河防線和多瑙河防線兩個地點，前者的當事人是附屬於羅馬軍團的輔助部隊中的行省兵，後者的當事人是“多瑙河軍團”的軍團兵們。
如果是對預料中的事情作出應對，不需要什麼特殊的能力，在應對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時才需要真正的才能。在這個方麵，維特裏烏斯與韋斯帕薌的同伴穆奇阿努斯在能力上相比也顯示出了明顯的差距。
關於萊茵河防線的行省兵的叛亂，筆者想放到皇位鬥爭結束之後的公元70年來介紹，原因是維特裏烏斯和穆奇阿努斯對於從巴達維人的叛亂開始到“高盧帝國”建國為止的一係列事件都采取了暫時擱置不管的態度。
不過二人的應對在表麵上看來雖然相同，實質上卻迥然相異。維特裏烏斯必須優先對付眼前的敵人——韋斯帕薌一派的軍團兵，所以不得已才暫時將萊茵河一帶行省兵的叛亂放在一邊，相反，穆奇阿努斯是故意擱置不管的。維特裏烏斯所倚仗的勢力是負責防衛萊茵河的7個軍團，本來應該協助這些軍團兵的輔助兵們的叛亂勢必會削弱“萊茵河軍團”的戰鬥力，而穆奇阿努斯在作出處置前已經察知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