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為什麼不會輕信史料，有兩點不可忽視的因素。筆者認為曆史上的“證據”可以大致分為曆史記述和考古學上的成果。曆史記述本來就是很難保持客觀的人類書寫並保存下來的史實，考古學上的成果也僅限於迄今為止發掘出來的東西。曆史記述畢竟是已經加入了人為因素的史實，至於考古學上的成果……隻要拿羅馬這個城市來做例子就足夠了。現代的羅馬是在古代羅馬的上麵修建的，如果要想徹底弄清羅馬帝國時代的“世界首都”的全貌，隻能讓住在現代羅馬的全部居民移居到別處，對整個羅馬進行考古發掘才行。龐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當地被火山灰掩埋，人無法繼續居住，所以不必將人全部遷走就可以對這座古代城市進行全麵發掘。
由此可見，曆史上的證據或史料具有如此不確定的性質，但不以這些為基礎的話就無法書寫曆史。然而深深相信和抱有疑問畢竟還是不同的，筆者認為這個不同在於對人性的看法。
不屬於學者的筆者對於人性的看法在書寫羅馬史的時候有一個判斷的標準。那就是在判斷身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所做的事情是否有益於共同體即國家時，比起參照塔西佗等曆史學家的評價，筆者更願意選擇將後任的皇帝是否繼承這名皇帝的政策或事業作為判斷的標準。使用這個“計量器”後發現，羅馬史上最好的統治者當推愷撒和奧古斯都。
羅馬帝國就是這兩個人創建的，羅馬人也隻稱呼這兩個人為“神君”，想必是因為和筆者有共同的感受吧！這兩人之後的提比略和克勞狄烏斯被塔西佗和蘇維托尼烏斯斷定為昏君，但利用筆者的“計量器”來評價的話有相當的可能可以為他們挽回名譽。那麼被視為臭名昭著的羅馬皇帝典型的尼祿又怎樣呢？
盡管與帕提亞建立長久的友好關係很大程度上依靠科爾布羅的精心準備，但最後拍板還得是皇帝尼祿。結果，當時的兩大強國間的這種良好關係持續了半個世紀，最後撕毀協定的不是帕提亞，而是羅馬一方的圖拉真皇帝。在關係良好的這半個世紀之間就任帝位的皇帝除了內亂時期的三人之外，分別是韋斯帕薌、提圖斯、圖密善和涅爾瓦。他們自始至終都恪守了尼祿簽訂的與帕提亞的和平協定。在攻擊型的皇帝圖拉真之後繼承帝位的防守型皇帝哈德良、安東尼·庇護在半個世紀中也繼續奉行尼祿對帕提亞的友好路線。單論外交方麵，不得不說尼祿的功績確實很大。
那麼同樣出自尼祿之手的“黃金宮殿”的修建應該如何評價呢？這項事業是崇拜希臘文化的尼祿計劃在首都羅馬的市中心修建的希臘風格的“阿卡迪亞”，是一個綠化得很好的理想國。其良好的動機無疑可以得到現代的環保主義者的讚賞，但是良好的動機並不一定會帶來良好的結果。非但如此，甚至有諸如愷撒之類說出“以壞結果收場的事情往往都是出於良好的動機”這種話的人。尼祿的夢想——綠色之鄉羅馬的市中心由於韋斯帕薌修建的圓形競技場、提圖斯修建的公共浴場、圖拉真修建的更大的公共浴場以及哈德良修建的神殿，而從地上消失得不留痕跡。在對於大城市中心地區的利用這一點上，尼祿和其他羅馬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羅馬式的想法是，市中心應該是市民們聚集到一起進行某種活動的場所，尼祿做出與多數羅馬人想法相反的事情，也隻能承認他作為最高統治者確實犯了一個錯誤。
那麼，與尼祿同樣在死後被處以“記錄抹殺刑”的圖密善皇帝的業績又應該怎樣來評價呢？
筆者以前介紹的他所有的業績，除了執法過於嚴格這一點有所緩和之外，其他的都被以後的皇帝繼承了，未成年人的賣淫禁止法也沿用了很長時間。然而，比這些都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日耳曼長城的修建，它通過聯結萊茵河與多瑙河兩條防線從而提高了防衛功能。雖然這項事業被塔西佗等文人忽視了，但是圖密善以後的皇帝們無不為這道城牆的鞏固工作費盡心血。和阿皮亞大道一樣，隻要鋪設的意圖明確、地點選擇正確，留給後人的工作無非隻有鞏固和維護了。日耳曼長城的修建可以說是圖密善的最大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