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哲學直到公元前3世紀為止一直很富於創造性，之後的哲學家們按當時羅馬人的話來說就是“靠變賣老本過活的人”。然而，將地中海世界納入統治之下的羅馬人雖然對希臘人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卻非常尊重他們的文藝，因此希臘被羅馬統治之後哲學家們反而得到了更廣闊的市場。雇用希臘人的家庭教師被視為有權有勢、家境富裕的象征。大西庇阿和格拉古兄弟都接受過希臘學者的教育。雇用在當時以學問之都聞名的埃及亞曆山大學習過的高盧人擔任家庭教師的愷撒家在共和政體時代的羅馬倒算是個例外了。
但是，隨著帝政的推行，越來越多的帝國全境的人才紛紛來到首都羅馬。愷撒的教師優待政策成為了打破希臘人壟斷教育界這種格局的決定因素。圖密善就是委托西班牙人昆體良編製教育課程的。“教師等同於希臘人”這種情況已經是曆史了。雖然希臘語作為和拉丁語同等重要的國際語言的狀態沒有任何變化，但已經變成由高盧人、西班牙人和北非出身的人教授希臘語的時代了。
親眼看到自己的市場減少時，當事人首先考慮的就是創造出別人沒有的特色，於是自稱哲學家的希臘人開始高談起民主體製和暴君的對立關係來。關於這二者的素材在最盛時期的希臘史上也應有盡有。
這些人所倡導的民主體製指的是元老院和市民擁有主導權的共和政體時代的羅馬，暴君指的是步入帝政時期後的皇帝。對於皇帝們來說希臘哲學家成為了“Personanongrata”（不受歡迎的人物），相當於現代得不到簽證派發的人。將這些人從宗主國意大利驅逐出境的措施從提比略時代就開始了。然而，單是教授希臘哲學或語言並不等於反社會的言行，並且這方麵的需求本來就源源不絕，所以和占星師一樣，流放隻是暫時的，不過是一個反複循環的過程而已。對哲學家們的這種措施沒有招致一般市民的反感，因為羅馬人在本質上是一個討厭擺弄空論的民族。與其說圖密善因流放哲學家而遭到羅馬知識分子們的厭惡，不如像他父親所說的這樣更加貼切：
“你好像什麼話都敢說，恨不得讓我判你死刑，可是就算有一條狗在我麵前叫個不停，我也不會殺它。”
圖密善流放的是此後被稱為“犬儒派”的一批希臘哲學家。看來即使是父子，在性格上也有不可調和的差異。
但是，筆者認為塔西佗大加非難的並不是稱為恐怖政治犧牲品的人數，而是站在恐怖政治最前線的告發者，以及默許這些人的活動的圖密善。如果是這樣，後世的曆史研究者就需要知道譯為“告密者”、“間諜”、“告發者”的帝政時代的“Delator”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
“Delator”
羅馬的法庭由以下四個要素構成：審判長由元老院選出的當年的法務官擔任，對前行省總督進行控訴的時候，原告方代理檢察官由被稱為“Orator”的辯護人擔任，當然“Orator”也經常擔任被告的辯護人。不過，“Delator”因為被譯為“告發者”，所以專攻告發，不會為被告方辯護。
陪審員被稱為“Centumviri”，直譯過來是“一百個男人”。從圖拉真皇帝時代開始增加到180人，陪審員的稱呼則一直是“一百個男人”。這些男人每年選舉一次，從元老院、騎士、平民這三個有資格的階級中通過抽簽選出。出於保證判斷客觀性的原因，獲得資格的條件是擁有某個水準以上的資產。
以首都羅馬為例，審判在以修建者尤裏烏斯·愷撒命名的巴西利卡·朱裏亞（BasilicaGiulia）會堂（又稱“尤裏烏斯公會堂”）內進行。這座會堂呈一個101米×49米的長方形，在進行審判的日子會用幕布將會堂分為四個部分，同時進行四場審判。羅馬人是法治係統的創始者，所以打官司的事情很多。100名陪審員也會被分成四組，每場裁決分別由25名陪審員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