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這位羅馬帝製時期最傑出的曆史學家，身上或許是融合了第二、第三兩種類型。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種類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種類型。也就是說，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發自內心的憤怒來喚醒自身創作欲望的作家。
如此一來，我想既然他說圖拉真時代是“少有的幸福時代”，那麼他沒有寫圖拉真時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測的依據。盡管塔西佗總在批評自己的同胞，但骨子裏他終究是一位愛國者。所以，圖拉真統治下的幸福時代，對他來說，反而失去了寫作的衝動。也正因為如此，雖然他公開表示要寫圖拉真，最終還是選擇了寫從提比略到尼祿時代的《編年史》，因為他們讓他找到了創作的動力——憤怒的情緒。
盡管如此，塔西佗並沒有為我們留下他不寫圖拉真時代的真實原因。所以我的上述想法，歸根結底隻是一種推測。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事實隻能有一個，那就是有關圖拉真統治的、可信的文獻資料完全不存在。盡管人們對他的評價是如此之高，不僅後世稱他是五賢帝之一，甚至同時代的羅馬人也盛讚他是“OptimusPrinceps”（至高無上的皇帝），元老院還一致同意把這個稱呼作為他的正式稱號。
圖拉真時期的統治狀況，同時代的塔西佗和蘇維托尼烏斯沒有寫，200年後，為了給蘇維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寫續篇，戴克裏先皇帝時代的6位曆史學家共同完成了《皇帝傳》（Historia Augusta）這部曆史巨著。《羅馬十二帝王傳》隻寫到圖密善，作為其續篇，《皇帝傳》從哈德良皇帝開始寫起，但是中間就像掏了一個洞似的略過了涅爾瓦和圖拉真。就算涅爾瓦因為在位隻有一年半時間可以忽略掉，但圖拉真的統治整整持續了20年，更何況在此期間，他在所有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竟然沒有一位羅馬時代的曆史學家去寫他。
不對，我們還是找到了這樣一個人。此人生於小亞細亞，是一個希臘人，名叫狄奧·卡西烏斯。他是元老院議員，擔任過行省總督。隻是在此人的著作中，可信的隻是他本人作為“現場見證人”的對塞維魯王朝時代的記述。其餘部分隻要沒有確切可信的旁證，其可信度就很低。這是後世研究者們一致的看法。既然如此，可以說隻信賴文獻資料的、吉本時代的羅馬史研究者們感歎史料太少，也就無可厚非了。畢竟，對於優等生塔西佗轉校最感困惑的，應該是那些對他的見解佩服至極的教授和學生。
羅馬史的研究者們習慣把後世的研究著作稱為“二手資料”，他們稱做“一手史料”，或稱“原始史料”，又稱“初始出處”的有以下六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