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利於促進享受到這一法律的地方自治體的崛起。盡管《育英基金法》規定了每人每月的資助金額，但是，沒有規定接受該基金資助的人數。由於資金來源是利息收入，因此，不同的地方自治體，資金充裕度不同，有的地方收入相對很少。但是，地方自治體不能根據資金收入的多少，按比例決定資助者人數。顯然，通過這條法律，能讓盡可能多的孩子得到實惠是皇帝的本意。因此，利息收入較少的自治體，通過動員小普林尼這樣的富裕大戶來盡可能地彌補資金的不足。
就這樣，作為個人行為的育英活動和以國家法律的形式規定的育英製度有機地結合起來了。同時，這條法律也為有效防止意大利本土人口流失起到了作用。不能不說，這也是提出這個立法的圖拉真想要的結果。造成所謂國內空洞化的現象，首先就是從人口流失開始的。
在意大利全境，《育英基金法》的受益者究竟有多少人，因為沒有史料留下來，所以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還是知道凡雷亞一地的情況。凡雷亞是一個很小的小鎮，位於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之一皮亞琴察的近郊。盡管這個鎮很小，但是，接受育英基金資助的人據說就有18個男孩和1個女孩。
此外，有些地方根本無法奢望有更多的利息收入，就連耕地稀少的首都羅馬也一樣。而大都市羅馬正因為大，貧困家庭的數量自然相對也多。於是，圖拉真對《小麥法》作了修改。《小麥法》規定每月向貧困家庭免費提供約30公斤小麥，他提出這個規定同樣適用於貧困家庭的兒童。原來的規定是隻有成年公民才有資格領取免費的小麥，圖拉真把資格年齡下調到了10歲。根據小普林尼留下來的記錄，按照新的規定，可免費領取主食小麥的貧困家庭的孩子人數達5000人。規定元老院議員必須把資產的三分之一投資於意大利本土的法律，以及規定向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育英基金的法律，先不論起草這些法律的圖拉真本人是否早已預料到，總之，它們還產生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作用。
到了圖拉真時代，600名元老院議員中，行省出身的人所占的比例有增無減。而且，皇帝本人也是行省出身的人。因此，本土出身的議員們自然會帶著懷疑靜觀這一切。由於登上帝位的圖拉真出身行省，所以這些議員們自然擔心帝國的中樞會因此離開羅馬，離開意大利本土，遷到圖拉真的出生地西班牙。然而，上述兩個法律的出台，給了他們一顆定心丸。因為這兩個法律是以激活本土經濟為目標的政策，體現了圖拉真對意大利本土的重視。
也許圖拉真本人早已意識到自己必須首先消除大家的這種疑慮，所以，他即位皇帝後，一直沒有回過故鄉，甚至也沒有到過伊比利亞半島。他也沒有在故鄉意大利卡建造神殿，現在依稀可見的神殿遺跡等公共建築物都是在圖拉真死後修建起來的。
當然，圖拉真並非為了有意識地拉大本土和行省之間的差別而提出上述兩個法案，尤其是《育英基金法》。自然，也不是為了獲取本土出身的元老院議員們的好感而製定這兩個法律的。圖拉真認為意大利本土應該成為各個行省的楷模，讓首都羅馬的市政建設成為行省各城市建設的樣板，讓意大利地方自治體的自治體係成為行省各城市自治體係的榜樣。
這兩個法案的立法目的雖然很微妙，卻是不一樣的。規定元老院議員必須把資產的三分之一投資於意大利本土的法案，目的在於提高領導層對本土發展的關注度。因為人們隻有從自己的腰包裏掏出錢來進行投資，才會真正關心投資對象的發展狀況。
說到《育英基金法》這項法律，圖拉真一定真心希望它能在各行省推廣開來。皇帝與孩子們在一起的圖案不僅出現在金幣上，同樣也刻印在了銀幣和銅幣（塞斯特斯）上，而這兩種貨幣作為日常流通貨幣被廣泛使用。希臘和迦太基時代的貨幣與羅馬時代的貨幣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羅馬貨幣圖案呈多樣化，且貨幣上文字很多。應該說這也是羅馬為政者的高明之處，他們把貨幣作為絕好的宣傳媒介而有效利用了它。因此，對於後世的研究者們來說，羅馬貨幣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而圖拉真不過是按照羅馬人的行事風格，把貨幣有效利用起來的其中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