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大流散
皇帝雖然把作戰的指揮權放手交給了手下經驗豐富的將領，但是耶路撒冷淪陷後，他沒有把猶太戰爭的戰後處理權交給別人。此時，猶太已經不再叫做猶太，巴勒斯坦成了它的正式名稱。
耶路撒冷的名字也隨之消失，變成了埃利亞卡匹托爾。根據羅馬的市政規劃，哈德良對耶路撒冷市區進行了重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現在的耶路撒冷市區基本輪廓保留了猶太民族曾經的最大敵人哈德良所建的城市原貌。羅馬人所建的城市中，中央大道一定自北向南貫穿市區。現代的耶路撒冷，始於大馬士革的中央大道，就是這樣一條大道。除此之外，哈德良時代留下的其他印記也隨處可見。對於猶太教徒來說，耶路撒冷始終是他們的聖城。然而，聖城現在的情形，卻是哈德良為了徹底杜絕猶太教徒叛亂而采取的激進措施形成的。不能不說這是曆史的諷刺。
因為公元134年結束的猶太民族叛亂，讓哈德良對猶太教徒實施了讓猶太人大流散的政策，把猶太教徒徹底逐出了耶路撒冷。
“大流散”（Diaspora）這個詞同時有“播撒種子”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單純的貶義詞。猶太人與希臘人相似，自古就有很強烈的“散居”傾向。隻要有利可圖，他們可以移居到任何地方，然後在那裏建立起隻屬於自己的社區。他們會移居到其他民族所建的城市，但是不會融入那個民族中去。這時候，他們的“散居”是自發的，不是被迫的。
強製“流散”猶太人最早要追溯到公元前700年，是亞述的命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後，這次移居的目的地是巴比倫，曆史上稱為“巴比倫之囚”。如果要追溯更遙遠的古代，還有摩西率領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成功返回祖國的傳說。
此後再也沒有發生過強製性讓猶太人“大流散”的事件，直到哈德良再一次采取這一措施。但是，這次猶太人的大流散與亞述、巴比倫時期不同，當時猶太人“大流散”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集中優秀的勞動力。哈德良實施的“大流散”隻是禁止猶太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不指定流散後的居住地，猶太人可以去任何一個他們願意去的地方。流散的對象也不是所有猶太人，隻限於猶太人中的猶太教徒，並且隻禁止他們生活在耶路撒冷。因為耶路撒冷常常成為反羅馬的源頭。
哈德良的這條禁令不針對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猶太人，即此時更名為巴勒斯坦的猶太教徒，也不適用於生活在包括首都羅馬在內的、巴勒斯坦以外的猶太教徒。在這一點上，哈德良遵從了羅馬帝國自奧古斯都皇帝以來采取的對猶太的政策，即隻要不反對羅馬帝國的統治，羅馬便可以承認猶太人的習慣。但是盡管如此，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猶太教徒恐怕已經牢牢記住了曆史的教訓：隻要反對羅馬，等待他們的就是“流散”。因為在哈德良的統治初期，已經有過這樣的先例，當時塞浦路斯的猶太人發動叛亂，殺戮當地居民。結果，哈德良一紙禁令，猶太人從此不得再進入塞浦路斯。就這樣，猶太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國。猶太人大流散政策經元老院決議通過，於公元135年正式生效，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葉以色列建國。就這樣，攪得哈德良心神不安的猶太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從此，猶太教徒再也沒有發起過大規模的叛亂。
研究羅馬史時，已經再無必要提及猶太民族。但是通過回顧以往的曆史，我想，或許對我們理解羅馬人與猶太人的關係會有一點幫助。
羅馬人和猶太人
公元前63年，在出征東方期間，龐培成為了第一個與猶太正式接觸的羅馬人。由於這位羅馬將軍名震地中海，而當時的猶太內訌不斷，於是，猶太人請他進行調解。龐培提出，猶太人應該重新認識政教一體的統治體係。
羅馬的宗教沒有教典，因此沒有專門的祭司階層。所謂祭司，就是向普通信徒傳授、講解教典（或者聖經）的人。猶太教是以教典為依托的宗教，因此，祭司階層的權力很大，他們認為政治應該依據教典來實施。而在羅馬，既沒有教典也不存在祭司階層，政教分離非常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