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初期提比略皇帝能做到的事，帝國鼎盛時期的哈德良皇帝當然也不會做不到，因為緊接著他登上帝位的安敦尼事實上就采用了同提比略相似的方式來治理國家。而且安敦尼和提比略在位的時間都同樣是23年。可是，為什麼隻有哈德良卻不惜折損自身的壽命，嘔心瀝血地到帝國各地去視察呢？
第一，他把思考的重點放在了知識與經驗的關係上。有一句格言，智者學習曆史，愚人學習經驗。可是我認為，如果想成為智者，曆史和經驗兩方麵缺一不可。“曆史”也可以說是書籍，學習它的好處在於能對古今中外人們無比豐富的思想與經驗進行再體驗，這些知識是一個人窮其一生也不可能直接獲得的。而另一方麵，我們自身的“經驗”會告訴我們怎樣靈活運用這些依靠再體驗而獲得的知識。也就是說，書本上學來的東西隻有和現實體驗相結合才能成為可以靈活運用的知識。樹立起這樣的指導思想以後就會明白，那種認為隻要依靠正確情報就能采取適當對策的論調，不但是過於依賴了沒有知識含量的情報，而且製訂出的對策也是充滿危險的。第二，出於他對於情報本質的認識。情報不可能自動彙聚，在收集情報階段，人為因素的摻入是無法避免的。
情報負責人隻收集和呈送他們自己認為重要的情況，也就是說，在收集整理階段就已經摻雜了個人對問題的認識標準即憂患意識，而且還不止於此，在接收情報加以利用的階段，個人的問題意識就更無法回避了。即使在現今的計算機時代，這一點仍舊沒有絲毫改變。哈德良之所以選擇了身體力行眼見為實的做法，可能就是因為他諳知情報的這一性質。因為不管是多麼優秀忠誠的部下，也未必具備與他完全一致的憂患意識。
第三，在於他對合理與不合理的關係的認識。他通過親自巡回視察來重建帝國的安全保障體係，是“合理”的。相對的，檢閱承擔防衛任務的兵士，對他們承受邊境不便生活的苦勞表示慰問，用“你們挑起國家安全的重擔”等豪言壯語去激勵他們，所有這些都訴諸感性，因而是“不合理”的。眾所周知，戰場上的勝利必須依靠主力，但如果沒有輔助力量從旁策應，主力就不可能運用得完美。合理與非合理的關係也是如此。對駐紮在邊境上的軍士而言，能夠親眼看到身兼最高總司令的皇帝、親耳聽到皇帝講話的機會，無疑一生隻有一次。羅馬帝國疆域遼闊，防線漫長，由於當時交通情況所限，縱然是哈德良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視察同一地區。
羅馬帝國是多民族國家，有點類似於現在的跨國公司。總裁毫無遺漏地巡視分散在各個國家的分公司和當地法人，一旦發現問題立刻提出解決辦法並加以實施，選拔負責人時也本著人盡其才的原則，發現了值得提拔的人才以後，不分人種和民族一律錄用。——跨國公司的這些做法也是哈德良在20年間的國家治理中不斷思考並加以推行的政策方針。
而與此相對，安敦尼·庇護則類似於蟄伏於公司本部，根據收集到的各種信息來管理跨國企業的總裁。他的全部海外經曆隻不過是董事時期曾在一家分公司擔任過總經理而已。盡管如此，由於皇帝在位時期國泰民安，因而也沒有人對這種做法提出質疑。當皇帝75歲故去時，整個帝國都沉浸在哀思之中。
接下來是第二個疑問。在安敦尼·庇護在位的23年間，對下任皇帝馬可·奧勒留而言，就是從18歲直到40歲之間的時光，安敦尼為什麼沒有讓馬可離開自己，到帝國的行省和邊境去體驗生活呢？
雖然以前的曆史學家和研究人員不曾關注過這個問題，可我還是找到了一位和我同樣持有疑問的人。他就是曼徹斯特大學的安敦尼·巴勒教授（AnthonyBirley）。據這位英國學者計算，馬可真正離開皇帝安敦尼的生活可以說隻有兩天。23年乘以365天得到的結果超過8300天，可是馬可隻擁有兩天自己獨立的生活。該教授認為，皇帝安敦尼已經安排下任皇帝即自己的女婿馬可充分參與了中央的政治生活，再加上帝國基本維持了和平，他可能覺得沒有必要讓馬可再去邊境地區進行實地體驗了。不過，隻要想一想馬可成為皇帝以後需要麵對眾多這樣那樣的困難，我們也可以說，安敦尼的這種做法是“應該加以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