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第一種史料和第二種史料內容充實，深受其影響的第三種史料的質量也絕不會遜色。這包括可視為優秀文學作品的薩魯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古羅馬著名曆史學家。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陰謀》（Conspiracy of Catiline）、《朱古達戰爭》（Jugurthine War）。——譯者注]的兩部著作，以及出自愷撒部將之手的《亞曆山大戰記》、《阿非利加戰記》和《西班牙戰記》等。如果同時代人的記錄很豐富的話，那麼幾百年後的人們就會很容易地闡述過去的曆史。即便是對兩千年後關注羅馬的我們而言，那一政局動蕩的時代同時也是文獻史料最為豐富的時代。
這是因為該時代的當事人尤裏烏斯·愷撒需要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至少他本人感覺到了辯護的必要性。如果想用言論作為武器，那麼隻有讓自己的支持者理解事件經過，並說服那些態度尚不明朗的人才能做到。文筆不凡的愷撒知道，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客觀敘述比自我辯護更有效果。因此記述的雖然是他自己的言行，但他沒有用第一人稱“我”，而是用第三人稱“愷撒”。所以盡管著名的《高盧戰記》和《內戰記》是愷撒的自辯書，但人們還是將其視為最重要的曆史資料。
那麼，愷撒為什麼認為有自我辯護的必要呢？具體到《高盧戰記》，因為愷撒有必要向元老院和羅馬公民說明為什麼羅馬必須去征服高盧。當時小加圖義正辭嚴地指責愷撒，說他不等元老院作出決定就擅自攻入高盧，這就是無視元老院的證據，所以應該解除愷撒的總督職務，交給被他擊敗的日耳曼人。對愷撒而言，如果不想垮台的話，絕對應該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而執筆《內戰記》的目的，則是把他渡過盧比孔河的行為予以正當化，而他這一次並不是未有元老院的許可而出擊蠻族。盧比孔河雖然僅僅是一條小河，卻是羅馬本國與北意大利行省的邊界。依照規定，羅馬軍人不得率軍由此南下，帶領第十三軍團一起渡過盧比孔河的尤裏烏斯·愷撒已經觸犯了羅馬的國法。羅馬人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建成法律體係的民族，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法治國家。麵對這樣的民眾，愷撒當然有必要說明自己為什麼不得不觸犯國法。
當權者如此熱衷輿論戰，反對派當然也不會沉默。在軍事方麵，反愷撒派的頭麵人物是龐培，在元老院，小加圖主導了論戰，而西塞羅的著作則為反對派提供了理論支持。西塞羅撰寫了一部名為《加圖》的書，歌頌小加圖剖腹自殺的壯烈行為，轉眼之間，愷撒也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反加圖》，對西塞羅的觀點予以回擊。這個時代的確是武力稱霸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唇槍舌劍的論戰時代。
公元1世紀初葉，既不是武力稱霸的時代，論戰的風氣也逐漸衰退，帝政開始走向前台。為使自己不像愷撒一樣遭到謀殺，奧古斯都一方麵公開宣稱共和政體的回歸，背後卻穩固紮實地推行帝政。獅子披上了斑馬皮，暫時按捺住百獸之王的咆哮。也就是說，對開國皇帝奧古斯都而言，大張旗鼓地出版自我辯護的書籍，恐有此地無銀之嫌，政治上反而不利。他留下的《奧古斯都功德碑》（簡稱《功業錄》）隻是列舉了他統治期間傳給後世也無關痛癢的措施。當權者推行懷柔政策，反對派也就失去了銳氣。所以說，“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已經剝奪了反對派的存在理由。因為在萬千人麵前，帝政也能維持羅馬國家運轉的事實得到了充分展示。我認為，在想象力方麵愷撒可能略占上風，但在推行政策方麵，奧古斯都的手腕無疑更加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