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共和製還是帝製，羅馬都能保證事務官員和辦事人員的薪水，但以執政官為首的中央政府官員以及地方自治體官員都是沒有工資的。因為參與公務尤其是出任高級職位，不但是國家公民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種榮譽。正如龐貝遺跡中殘留的那些塗鴉所示，當時地方議會的選舉競爭激烈，因為候選人數量眾多。這些職位不但沒有報酬，而且如果有人膽敢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的話，等待他的也隻有遭到揭發一途，所以在這方麵絕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不僅如此，由於皇帝的率先垂範，人們還往往期待地方上的強勢人物能對公共事業有所貢獻。正是因為重視這種貴族義務，羅馬才完成了那麼大範圍的公共建設，如果地方議會選舉的候選人減少，有可能關係到地方自治體本身功能的降低。在這些法律條文中，把候選者減少的原因用“apatia”一詞來表達，意為“缺乏朝氣”。以前羅馬人一說到代表共同體或國家的“共和”往往熱血沸騰，或許此時個人主義已經開始蔓延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的國家意識在暴君尼祿時代尚且強烈，到了賢君馬可時代卻開始衰退了。
毫無疑問，製定這些法律的馬可肯定發現了上述問題。時代正在變化，而且是在向壞的方向變化。在皇帝安敦尼·庇護的時代，羅馬人充分享受了史無前例的安定與繁榮。和“父親”相比，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需要麵對以往曆任皇帝都沒有麵對過的深刻問題，而在這一時期，他又失去了可以推心置腹的恩師弗龍托。
瘟疫
戰敗的帕提亞采用了另一種形式對勝利者羅馬實施報複，那就是在凱旋儀式上的士兵們中間流行著瘟疫。返回到萊茵河與多瑙河基地的士兵，也有因同樣症狀而倒下的。瘟疫的源頭顯然就在東方。
在拉丁語中，“瘟疫”一詞寫為“pestilentia”，雖然用“pest”（蟲害）做詞源，但其症狀、傳染程度、死亡率等都不可同日而語了。古埃及人已經知道，瘟疫的傳播媒介是老鼠。
西歐史上有名的瘟疫，最早發生在公元前430年的希臘雅典。由於希臘與斯巴達之間發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始時間正好和瘟疫的流行時間相重合，城邦國家雅典遭受了莫大的打擊。打造雅典黃金時代的政治家伯裏克利也死在這一時期。
第二有名的例子，就是公元166年至167年襲擊羅馬帝國的這場瘟疫。從現有的記錄看，上述兩次瘟疫都遠不如薄伽丘在《十日談》裏描述的黑死病，那是在14世紀的意大利，一年之內整個城市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
到公元167年年末，瘟疫的高峰已經過去，不過即使在一年以前的公元166年，也並沒有出現過一天死亡幾十人或上百人的情況，並沒有人逃往郊外，兩位皇帝及其家屬仍舊居住在羅馬市中心。
可是，就好像止不住血的傷口一樣，還是有人陸陸續續因瘟疫而死。尤其在帝國最重要防線上的萊茵河和多瑙河軍團基地，接二連三的死亡令羅馬不勝其痛。發現羅馬守備虛弱的北方蠻族又開始蠢蠢欲動。而在這一時期，羅馬還麵臨著一個新問題。
基督教徒
瘟疫的蔓延造成社會生活停滯，再加上來自北方蠻族的威脅，使羅馬人的內心變得憂鬱沉重，人們甚至已經逐漸淡忘了凱旋儀式時的那種祝福與歡欣了。
皇帝馬可為了改變人們這種沉重的心情，決定麵對諸神舉行一次隆重的祈願祭典。皇帝雖然有兩個，但大祭司隻由他一人擔任。舉行祭典時，他身著白色的托加，遮住頭部，帶領隊伍，依次前往羅馬市內各主要神殿祭拜，附近居民老幼鹹集，共同參加。
但是，羅馬人對諸神的祈願，並不是祈求諸神把自己從不幸之中拯救出來，而是人們決心為脫離不幸而付出艱苦努力，祈求諸神給予幫助。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會為人們的生存指明道路，而希臘人和羅馬人卻不會向諸神提出這些要求。他們認為，人類的生存應該由人類自己思考決定，諸神的任務隻是為人類的努力提供幫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