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從軍，在軍隊中積攢資曆。因為不具有羅馬公民權，所以不能做軍團兵，但輔助兵的大門一直朝行省出身的人敞開著。根據才能的不同，一兩年之內完全可以升到50人小隊的隊長，當能指揮500人的時候，就獲得了列席總督或軍團長作戰會議的資格。這時如果他還不具備羅馬公民權的話就顯得很不合適，因此一般都會得到。實際上很多人在領導150名士兵時就已經獲頒羅馬公民權，然後的生存就全憑實力了。順便說一下，即便始終是一名輔助兵，在25年的服役期滿離隊時，也能得到羅馬公民權，這和退役金一樣，都是在入伍時就約定好的條件。
第二種選擇，是到帝國的首都羅馬去，在那裏開始自己新的人生。有不少人一開始就確立了這種誌向，十幾歲時就到首都去接受高等教育。不管怎樣，隻要到了羅馬，可以做醫生，或者接受教育後做教師，還可以出任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總之獲得公民權的辦法一點都不缺。因為《尤裏烏斯·愷撒法》依然適用，規定向醫生和教師頒發羅馬公民權，行政人員所做的也是“公共服務”，也必須擁有“羅馬公民”的身份。
阿庇安在哈德良皇帝時代就來到了羅馬，在安敦尼·庇護時代獲得了羅馬公民權。這個人的最終資曆，是馬可·奧勒留皇帝時代類似首都國稅廳的機構官員。所以，人們在接受過高等教育後出任公務人員，就能夠獲得羅馬公民權，或者也可以先從事教職，取得羅馬公民權後再出任公務人員，兩條路都沒問題。羅馬時代的公務員製度並不嚴格，從教師到公務人員，然後又當作家的例子也並不稀奇。
我們不知道阿庇安的創作活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根據其他人的做法去推測，有可能是從公共生活中引退返回故鄉亞曆山大之後才開始的。這個人留下來的主要著作，是從羅馬建國時期到帝政時期的羅馬史，以及記錄同一時期事件的其他文章。下麵介紹的是他著作中的一種。根據阿庇安的記述，該事件發生於皇帝安敦尼·庇護治下的公元160年，也就是說，當時身在羅馬的阿庇安是現場目擊證人。
蠻族的首領來到首都，他們向皇帝提出請求，要與並入帝國版圖的其他行省的人享有同等地位。但是皇帝回答說，羅馬帝國不能接受沒有任何作用的人，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這正是時代變化的預兆。公元160年是安敦尼·庇護在位的最後一年，這個“慈悲”的皇帝在第二年就過世了，馬可·奧勒留接替了他。不過安敦尼·庇護雖然高齡，但直到離世前幾天仍很精神，接見外國代表又是皇帝的事務，所以說皇帝很可能親自接見了這些蠻族首領。而安敦尼一直讓下任皇帝馬可積極參與國政，當年39歲的馬可極有可能參加了接見。
蠻族提出了向帝國境內移居的請求，我們暫且不討論羅馬是否應該接受請求，這裏應該注意的問題是，皇帝是否意識到了這件事的重要性。因為安敦尼拒絕了對方的請求後並沒有采取任何相關措施，可見他還是對該事件缺乏認識。不過，即使馬可當時沒有參加接見，但據說安敦尼凡事都找馬可商量，所以馬可知道這件事的可能性極大。如此看來，馬可·奧勒留同樣沒有注意到這一事件預示著時代的變化。
對今天的西歐人而言，德國人蒙森和英國人吉本一樣，也是羅馬史的權威。但是，蒙森對馬可·奧勒留的評論，卻與吉本截然不同。蒙森十分明確地作出馬可“不是偉大的智者”的判斷，他認為，隻有尤裏烏斯·愷撒一人堪稱“偉大的智者”，是天才。而所謂的天才，並不是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而是在眾多看到了問題卻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的人當中，唯一能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的人。
這一問題安敦尼·庇護草率地應付了事，卻造成了馬可·奧勒留的終生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