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們看到新皇帝已經下定了決心，於是轉而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即如果保持目前的攻勢，然後在此基礎上講和，羅馬就可以拋出類似城下之盟那樣的和約。這種和約條款肯定會把各項苛刻條件都羅列進去，比如提供人質擔保、支付戰爭賠償、解散武裝，以及在沒有得到羅馬允許的條件下，即使是自衛也不能行使交戰權等等。“軍人”是戰爭專家，軍人主張既然開戰就要堅持到底，如果開戰卻不能堅持到最後的話，那還不如當初就不開戰。令人意外的是，很多戰爭卻是“文官”在主導。文官並非戰爭專家，卻往往受到輿論的壓力，匆忙開戰，或者無法承受輿論的打擊，草率停戰。也就是說，多數文官都對“拖延”這種戰爭最大的“惡”缺乏理解。從這個角度講，康茂德就是這種文官，而且在他這個“文官”的頭腦裏，唯有停止戰爭的想法，沒有其他。
毫無疑問，在這個年輕的皇帝麵前，將軍們都麵臨著一種矛盾。他們在馬可臨終的時候，都曾發誓要把戰爭進行下去，同時他們也發誓要協助康茂德，避免內戰的發生。也就是說，如果他們違逆新皇帝的旨意繼續戰爭的話，就違背了協助新皇帝的誓言。可是，對羅馬的男人們而言，違背誓言，哪怕沒有誓約書僅僅是對口頭發誓的違背，也是絕對不能接受的行為。
羅馬人是“法之民”，而且他們認為，如果指望用法律來規範人類社會的話，那必須從法律關照不到的地方開始做起，這樣才能成為法治民族。即隻有把不合理的地方也納入視野，合理的追求才會成為可能。他們講求法治的同時，卻又重視人情和裙帶關係，原因也在這裏。到了戰場上，這種思考方式就變成了利用輔助兵力協助主力、後勤補給的兵站必不可少等指導思想。這些羅馬人認為，縱然是口頭誓約，也和書麵契約擁有同樣的效力，因為二者的基礎“信義”都是一致的。
羅馬人是能將任何東西都神化的民族。他們供奉的神明，不僅包括逝去的皇帝和敗者的神明，而且還把道德這種不可替代的價值也予以神化。例如調和社會各階層關係的“協和女神”（Concordia），還有“信義之神”（Fides），都在此列。
臨終的馬可並沒有要求將軍們簽署書麵誓約，而是要求將軍們以“信義”為基礎遵守誓言，而將軍們也都答應了。
可是，將軍們立下輔佐康茂德的第一項誓約，是熟知羅馬法的馬可和將軍們個人之間的約定，而把戰爭進行下去的第二項誓約，則是一位皇帝和他的部下之間的約定，這二者是不一樣的。總之，第一項誓約即使某一方死去也仍然有效，而第二項誓約，既然皇帝已經更換，那麼誓言是否履行則要看新皇帝本人的意見了。
羅馬將士效忠的對象，是羅馬全軍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作為一種禮儀每年都要舉行。在羅馬帝國，每年1月1日，所有的軍團基地都舉行向皇帝宣誓效忠的儀式。
將軍們當然也有向新皇帝康茂德宣誓效忠的義務，而康茂德又執意結束戰爭，於是將軍們為了恪守麵對馬可立下的第一項誓言，不得不違背第二項誓言。
有的學者批評說，此時將軍們已經開始向新的掌權者卑躬屈膝了。可是我並不這麼認為。康茂德在位時間達12年，如果觀察各路將軍們在此期間的行動，也不能說他們緊隨馬可離世而發生的“轉變”隻是單純地服從新皇帝。並且馬可·奧勒留時代的作戰會議有個特色，即皇帝和部下之間都可以自由發表言論，想必在馬可死後，這種特色還是會繼續延續。然而從結果看，將軍們還是沒有拗過皇帝。非常可惜，沒有一部史書記載了當時4個多月的時間裏作戰會議是怎樣進行的，以及什麼人都說了什麼話。
麵對著一個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戰爭為何物的年輕“文官”，將軍們隻能服從。唯一值得眾人慶幸的是，康茂德在和蠻族草草媾和之後，把多瑙河防線完全委托給了將軍們，而他自己則匆匆趕回羅馬。防守還在將軍們的權限範圍內，也是可以做到的。不過防守環境卻比以前惡化了。造成惡化的原因，還在於與蠻族的媾和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