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奴隸解放稅沒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提高財政收入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不過，與其說奴隸主不願意給予奴隸自由身，不如說在羅馬社會之中的奴隸數量大幅減少。自從羅馬帝國成立以來，在“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局麵下，基本上不再發動用於增加奴隸的侵略戰爭。從五賢帝時代製定的奴隸保護法案就可以看出，當時羅馬社會中的奴隸數量已經大幅減少。另外，鼓勵奴隸之間的婚姻，對奴隸生育下一代給予獎勵的行為，更使得奴隸主不願解放自己的奴隸。當時的人們完全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奴隸羅馬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奴隸的重要性在這個時候逐漸顯現出來。因為奴隸如此重要，所以奴隸主們自然也沒有像西塞羅時代的羅馬人那樣好像支付退役金一樣給予奴隸自由的心情。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將遺產稅和奴隸解放稅作為稅收的主要支柱，隻能說卡拉卡拉不但對經濟一無所知，身為一名統治者也過於缺乏經驗。
事實上，被認為是增加稅收政策的“安東尼努斯敕令”惡評如潮，在卡拉卡拉死後不到兩年便被廢除，遺產稅和奴隸解放稅都回到了5%的水平。但是賦予所有行省居民羅馬公民權的內容被保留了下來。也就是說，恢複原狀的隻有稅率，而“行省居民”和“羅馬公民”之間的差別已經不複存在。同時被廢除的還有行省稅。由此可見，所謂的權利，一旦賦予之後再想要剝奪回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卡拉卡拉頒布的“安東尼努斯敕令”給羅馬社會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廢除了作為國稅支柱的行省稅，導致帝國的財政惡化，更關鍵的問題在於，這個法令動搖了羅馬帝國的根基“羅馬公民”存在的意義。
“既得權”與“期待權”
作為最早的城邦，羅馬和希臘的雅典都屬於同一類別。不管是宗教、風俗還是文化，後世都將這段時期稱為“希臘羅馬時代”，給人一種先有雅典再有羅馬，就好像兩個民族直接連續下來的感覺。但是在公民權這個問題上，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們可以將公民權看成現代的國籍。
雅典的“公民權”，隻有在父母雙親都是雅典公民的前提下，他們生下來的孩子才會被承認為雅典公民。就算母親同屬於希臘民族，但隻要出生在雅典以外的城邦，那麼僅憑這一點她的孩子便永遠無法取得雅典的公民資格。更不用說雙親都出生在希臘北部地區的情況了，還有在意大利南部眾多由希臘人建設的殖民城市出生的人，不管這個人對雅典作出了多麼重大的貢獻，他的身份都永遠是外國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是雅典人，盡管亞裏士多德創辦了聞名於世的呂克昂學園，為雅典文化的進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雅典依然沒有授予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雅典公民的身份。不，應該說在雅典人的頭腦之中，根本就沒有將公民權授予外國人的想法。因為對雅典人來說，“公民權”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
另外，雅典社會的構成方式，也加強了這種封閉的傾向。雅典城邦經曆了從王權到貴族製最後到民主製的轉變，是被後世稱為“伯裏克利時代”的民主製時代之中最為繁榮的國家。民主主義最早就是由這個時代的雅典人所創立的政治體製，在2500多年之後的今天，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都非常熟悉的常識。
但是，民主政體需要擁有權力的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因為雖然每個人的能力不盡相同，但是每個人所擁有的權力是平等的。也就是說，不管拿在誰手裏的選票，所具有的功能都是一致的。
對於一個全民平等的社會來說，那些外來者即外國人很難融入其中。就好像一個素不相識的家夥，卻在一夜之間成為你的家人，這種事情想必任何人都接受不了吧！所以說全民平等是外來者融入雅典的最大障礙。甚至就連幫助他們打敗了宿敵波斯的亞曆山大大帝，雅典都沒有授予其公民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