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共和製、存續到元首製時期的元老院，失去其固有功能的第一步，是公元260年加裏恩努斯皇帝製定法律，禁止元老院議員調任軍團司令官。
當時羅馬麵臨現任皇帝遭波斯俘虜的空前國難，帝國隨即陷入一分為三的局麵。當時加裏恩努斯皇帝為應對困境而焦頭爛額，也難怪他會認為軍事專家要比全能人才更重要。不過這項法律隻是禁止外調司令官一級的人員，並非全麵禁止議員轉調軍職。但實際上，元老院議員外調軍職時的職務，往往是在接近帝國邊境、具有重要軍事地位的邊界行省擔任總督兼軍團司令。因此，加裏恩努斯的法律，實際上就剝奪了文官精英累積軍事經驗的機會。
同時，在軍團苦熬出頭的人員，從此也失去了進入元老院積累政務經驗的機會。在前途茫然的公元3世紀，那些上台又下台的軍人皇帝，之所以在位時間都不長，原因隻怕是他們雖是軍事人才，卻不懂得政務這一點吧。“全能人才”如果沒有培育的機會，也就無從培養起。
比加裏恩努斯皇帝的法律更徹底的，是戴克裏先的帝國改造政策。由此規定的軍務和政務完全分離的政策，使得元老院議員就此與安全保障這一國家頭號事務完全搭不上邊。當然，也就再也看不到在軍中一路發展起來的人員進入元老院的事情。
此外，元老院作為立法機構的功能，也形同虛設。皇帝的想法不再通過元老院表決形成國策，而是以“敕令”的形式直接作為國策。拉丁語的用詞雖然一樣，但在元首製時期翻譯為“臨時措施法”的政令，現在則要譯為“敕令”才符合實際。而且既然皇帝一個人能夠決定國法，那麼當皇帝覺得不合適時也可以自由地廢除。從法治國家這個角度來說，羅馬正在逐漸走向中世化，即非法治國家化。
在戴克裏先的改革事項中，可以為自己所用的，君士坦丁也都沿襲下來，其中之一就是元老院政策。就好像雖然建設了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依然保持羅馬首都般的地位一樣，君士坦丁在新首都也任命了元老院議員，為他們修建了名為“Curia”的議事廳，不過卻沒有拆除羅馬的“Curia”。
因為此時的君士坦丁已經沒有必要使出強硬的手段。隻要剝奪了權力，其功能以及伴隨這種功能而產生的自豪感，都會自然地消失。而現在隻剩下“在戰車競速賽場上揮動白手帕宣布比賽開始”這項功能的元老院，隻要放置不管就可以應對了。
此外，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雖然也稱為“元老院”，但實質已經完全不同。現在的元老院議員隻是君士坦丁皇帝任命的、毫無實權的名譽稱號而已。而元老院的情況也是最能象征後期羅馬帝國的實例。要知道，羅馬的元老院，不僅在共和時期，就連帝政時期，也能按照羅馬人的理念建構並發揮功能，在這一點上，等同於羅馬這個國家本身。因此，專門研究羅馬史的學者們認為，從戴克裏先開始，到君士坦丁奠定基礎之後的羅馬帝國，已經不再是羅馬的理由也正在此。
軍隊的變化
安全保障體係的變化，也是另外一項“羅馬不再是羅馬”的例子。早在與北方蠻族鬥爭激烈的公元3世紀，羅馬軍方為了對抗以騎兵為主力的蠻族，不得不將軍隊主力由傳統的重裝步兵改為騎兵。這是因為雖然羅馬軍團兵在平原對陣展開會戰時，具有絕對的優勢，可是麵對神出鬼沒的蠻族，難以預料對方何時、何地來襲，相較之下，機動性要差很多。步兵一天的行進距離是30公裏，而騎兵的速度卻是步兵的3到5倍。
如上所述，為了應對時代的需求，羅馬軍內騎兵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一直到戴克裏先時代為止，隻要一說到“防線”（limes），羅馬人馬上就會想到邊境的防衛力量，可見羅馬人對其的重視程度。雖然戴克裏先時期，皇帝直屬的機動軍團的重要程度日益攀升，但是守衛防線的各個基地，其功能依然發揮著應有的作用。戴克裏先也從未放鬆過連接各基地的軍用道路的修整工作。
到了君士坦丁時代，邊境軍事力量和皇帝直屬軍力的比例才完全逆轉。這時，被稱為“limes”的國境邊防兵，已經完全淪為農民農閑時的兼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