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rus）一詞。因為羅馬雖然有主持宗教儀式的人，但沒有以傳達神意給人民為職業的神職人員。既然沒有實體存在，自然也就沒有表達的名詞。從“神職人員”一詞開始出現在羅馬社會中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帝國，和以前的羅馬帝國完全不同。
對於免除神職人員一切公務的施政理由，君士坦丁自己是這麼表示的：
神職人員應該不受其他諸多事務煩擾，專注於神聖之事業，方能對國家提供無法衡量之貢獻。
4世紀的基督教徒自然對這項政策表示熱烈歡迎。在君士坦丁時代，雖然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承認，但其他的宗教依然存在，特別是羅馬諸神依舊作為國家宗教而存在。在這個時代，從就任公職的立場上來說，必須常常參加官方祭典。對於決心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禱的信徒來說，參加獻給羅馬傳統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種痛苦。尤其在場的，不是被比喻為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導羊群為己任的牧羊人，即神職人員，那就更痛苦了。因為基督教的神與其前身猶太教神靈一樣，是“一”而非“多”。作為一神教，拒絕承認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靈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而君士坦丁所謂的“應該不受其他諸多事務煩擾”，等同於“應該不受其他諸多神靈煩擾”。這些“牧羊人”自然會歡天喜地地接受這項政策。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為羅馬皇帝，也就身兼羅馬宗教的領頭人——“大祭司”。在官方祭典中，不僅要參加，還有領頭率領眾人舉行儀禮的義務。姑且不論其內心作何感想，至少他並非基督教徒，也沒有接受過洗禮。
政策也好，施政也罷，常常會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產生效果。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職人員公務的敕令，產生了一個恐怕連君士坦丁本人也未曾預料到的額外效果，那就是羅馬社會的中間階層，特別是其中文化層次較高的那一類人，開始紛紛湧進基督教教會。
公元4世紀的羅馬社會，列位皇帝相繼推出的一連串政策，直接衝擊了在元首製時期作為社會骨幹的中產階級，使他們沒落至崩潰的邊緣。
戴克裏先皇帝推出的稅製改革，將一直以來以間接稅為主的稅製，轉變成了以直接稅為主，結果最受重稅之苦的就是中產階級。
君士坦丁直接繼承了上述的稅製，而且他還把傳統的銀本位製改成了金本位製。在這項改革之後，羅馬社會分成了以價值穩定的金幣為收入來源和以彙率不斷變動的銀幣為收入的兩類人。除了能以金幣給薪的國家公務員和軍方人員以外，其他劃到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則被劃為了後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家自然想到去從事國家行政事務或者去服兵役。但是，雖然伴隨行政機構擴大而增加不少公務員，但既然是可以領取金幣的熱門職業，門檻自然很高。至於服兵役，由於當時是由巴爾幹地區出身的人掌握大權，想必有人不願意入門受欺淩。
也許有人會說，要成為神職人員，不是牽涉到宗教信仰問題嗎？這裏向大家說明兩個現狀：
第一，麵對國勢、威望日趨衰落的羅馬帝國，羅馬人悲歎他們已經被羅馬諸神的拋棄。在這個時代，即使對基督教沒有皈依想法的人，羅馬傳統諸神的信仰也淡化了。而一神教的危害要到一年多以後才清晰地顯現出來，多神教思想下的古羅馬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對這些人來說，要應征基督教教會的神職人員，心理上自然也不會有太大的抵觸。
第二，現實生活的困窘。人們一旦迫於需要而無計可施時，信仰問題就會擺在其次。實際上，為了掙一口飯吃而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少。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力振興基督教之下，這些人的數量還在不斷地增多。
而且這種現象還蔓延到羅馬社會中屬於上層中產階級的地方議員階層“decuriones”。隻是，這些人轉行為神職人員，並非純因經濟需要。由於所有的職業都轉變成了世襲製，這些人也被綁在了地方議會的議席上。而在後期的羅馬帝國，這項工作不僅沒有任何樂趣可言，而且還要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在中央集權高度集中的羅馬帝國後期，地方自治體以前所能享受的諸多權力均被剝奪。元首製時期被譽為帝國“細胞”的地方自治體和殖民城市，如今都淪為單純的地方行政區。身為地方議員之子，也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隻能繼承家業，而且被視為富裕階層，課以重稅。這些稅還必須兌換成金幣繳納。而每兌換一次，資產就要減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