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之前已經敘述過的優惠措施。除此之外，君士坦丁還賦予主教在教區內的司法權。羅馬帝國再也不是法治國家了。原本司法應該與宗教毫無關係，但是現在就連在司法圈子裏，基督教徒也占有有利地位。而且除了上述項目，主教還成為不堪重賦的納稅人在請求皇帝的征稅官手下留情時，唯一能請求斡旋的對象。這可不是君士坦丁製定的政策，隻是既然主教的權力如此之大，想必人們都會認為，說不定主教有辦法讓稅金減少一點。
除了與自然相處的時間多過與人相處的農村外，基督教滲透速度最慢的就數軍隊了。在羅馬軍中，原本信仰太陽神或密特拉神的官兵就不少，而羅馬軍團已經習慣在統一行動時，將個人信仰置於一邊，大家一起參加為守護羅馬帝國的羅馬諸神舉辦的祭典儀式。
公元324年，在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蘭敕令”發布後的第11個年頭，君士坦丁與李錫尼之間的內戰，以君士坦丁的勝利告終。在這場戰鬥中，失敗被俘的李錫尼一方的官兵，對著戰勝者君士坦丁這樣高喊道：
“君士坦丁皇帝，願您獲得諸神護佑！”諸神，也就是傳統的羅馬諸神。這表示，即使在基督教被承認之後，對官兵而言，“諸神”還是比較親近的存在。在麵對官兵時，君士坦丁沒有表露出任何親基督教的態度，也沒有提出任何措施。因為君士坦丁知道，軍隊是維護皇帝權力的基礎。如果做出有損軍隊支持的行為，會成為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的致命傷。
不過，君士坦丁還是做了個小動作，他允許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上帝祈禱為由，在星期日放假。至於異教徒官兵，星期天也要和其他日子一樣接受訓練。
在這裏重複一下，君士坦丁隻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未將它列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也沒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正因為如此，對4世紀的羅馬人來說，基督教隻是眾多宗教之一。換句話說，即使有人因為星期天可以休假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改教，也不會有什麼精神負擔，沒有我們這些後世之人看得這麼嚴重。
因第一個書寫《基督教教會史》而聲名遠播的愷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曾經很痛心地寫道，很多人入教是為利益而非信仰。但是，如果等待個人自然提升對基督教的信仰之心，想必要把信教者從“少數”發展為“多數”，又要花去不知道多少年的歲月。光是從耶穌基督死於十字架上，到基督教得到承認，就花了300年的時間。如果在其中，隨個人和行業摻雜些“利益”存在，不就可以讓“少數”變為“多數”的時間大大縮短了嗎？這些政策與籠絡主教的政策相同，都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礎上，設計出來的巧妙戰術。這樣卓越的政治手腕，說明君士坦丁滿足了從政者最重要的條件，即對政治現實的敏銳。
自從統治和領導的權力，不是由“人類”賦予而是由“神靈”賦予之後，讓曆代羅馬皇帝頭痛不已的問題一下子都不見了。
身為皇權監督機構的元老院，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為掌管監督者的功能必須要有賦予掌權者權力的資格才能擁有。
過去羅馬公民作為權力人用來表達意見的圓形競技場、大競技場，從此以後也隻是單純的娛樂設施。
盡管羅馬人一直對皇位世襲持懷疑態度，如今就算讓多無能的兒子繼承，也不需要費盡心思找理由了。
所有這一切，隻要一句話就可以打發。“你們會受我和我兒子的統治，並非因為你們的意願，這是你們所信仰的至高天神的意願。”換句話說，隻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就好。
在絕對君主製盛行的17世紀，英國的詹姆士一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都大力提倡“君權神授”理論。如果將其換成“現世統治權神授說”，那麼這個思想可以說是由比17世紀早了1300年的君士坦丁播下的種子。
如果說這個思想的運用，僅從有血緣關係的子嗣繼承來說，君士坦丁花費如此心力鞏固的統治權神授說，在他兒子這一代就走到了盡頭。然而這種“觀念”卻長久地保留了下來，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法國大革命為止。這種“觀念”能夠如此長壽，歸根結底，因為對統治者來說，決定統治權力的不是人類而是天神的理論，於掌權極為有利。加冕儀式是最能體現國王特質的地方。國王屈膝跪在傳達神意的主教麵前，作為神靈代理人的主教，把經由神靈正統化的象征權力的皇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國王頭上。
元首製時期的羅馬帝國，並不認同統治權由神靈授予的思想，所以既沒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儀式。
公元330年5月11日，慶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禮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