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服正帝李錫尼頒布了“米蘭敕令”的另一位皇帝，就是執政30年之久、身後被尊稱為大帝的君士坦丁。之後其子君士坦提烏斯繼承皇位，統治國家的時間也長達24年。大帝的這位兒子將執行父皇路線當做頭等大事，因此，“米蘭敕令”頒布以來的半個世紀，至少在官方場合，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保護的。事實上，軍隊以及政府官員的選拔沒有僅限於基督徒的類似規定，不少高官都是基督教眼中的異教徒。
不過，基督教教會尊稱君士坦丁為“大帝”，並非因為他頒布了“米蘭敕令”，正式承認了基督教的地位。“米蘭敕令”中所謂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官話，君士坦丁真正的用意在於振興基督教。敕令頒布之後，他推出了一係列優待基督教教會的政策，這才是基督教教會贈與他“大帝”稱號的真正原因。
君士坦丁死後的半個世紀，羅馬帝國沿著“大帝”的路線繼續前進，而尤裏安也是大帝的親屬之一。盡管宗教信仰自由在公開場合得到承認，但從尤裏安生長的環境來看，假扮成一名基督徒應該會對他的安全比較有利。他是皇族的一員，6歲時因父親被殺，過了14年實為囚禁的生活。在獲得自由後的10年裏，仍處於君士坦提烏斯的淫威之下。在副帝時代，如果他表現出任何一點反基督教的態度，恐怕早就落進了盼著他倒黴的優西比烏的圈套裏。尤裏安30年來，不得不戰戰兢兢地隱藏住真實的宗教信仰。如果知道自己被定義為“叛教者”，他一定會感到憤憤不平。
公元4世紀時，幼兒洗禮尚未普及。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都是在臨終前才接受了洗禮。主教及神父們也都是在成年後接受洗禮成了神職人員。在《羅馬人的故事13？最後一搏》中我曾提及，基督教之所以能夠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廢除了猶太教的割禮。如果基督教像猶太教一樣，規定在出生後的第28天要行割禮，勉強還能忍受，要是在成年之後再舉行這樣的儀式，那種疼痛是無法想象的。基督教將儀式改為朝頭上灑水，真是一個令人讚歎的賢明之舉。無論44歲時接受洗禮的安布羅西烏斯主教，還是32歲受洗的奧古斯丁（Augustinus）神父，如果入教時必須行割禮的話，真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成為基督徒。正是因為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臨終前受洗才不會被當成特例。所以，尤裏安在登基前很有可能沒有接受洗禮。
然而，從基督教教會的立場來看，尤裏安之所以能成為皇帝，是因為他是親近教會的大帝的血親。如今，他推出反對基督教的政策，就是對教會的背叛。所以，才會憤怒地罵他是“叛教者”。
日本作家辻幫生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叛教者尤裏安”的曆史小說，而美國作家戈爾？維達爾（GoreVidal）的小說名，則用了尤裏安的英文發音“朱裏安”（Julian）。除了小說，曆史學家的學術著作也多以“尤裏安”、“皇帝尤裏安”為題，以“叛教者尤裏安”為書名的作品為數甚少。因為“叛教者”是基督教對異己的蔑稱，如果從不同於基督教的角度去描述尤裏安的話，自然就不會使用“叛教者”這樣的字眼。辻幫生的小說，書名雖然用了“叛教者”，但內容並沒有偏袒基督教的傾向。有著深厚的歐洲文學造詣的辻幫生，或許隻是沿襲了基督教為主流的歐洲人通常的習慣而已。
順便說一下，我們翻譯為“異教徒”的paganus一詞，原本是基督徒對希臘羅馬多神教教徒的稱呼，詞意中含有“仍然相信迷信的鄉巴佬”的貶義。因為相對於都市，基督教當時在鄉村的普及率較低。paganus會成為曆史學上的固有名詞，與後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占主導地位有著一定的關聯。“異教徒”一詞雖然已經成為慣例無法改變，但追究其詞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尤裏安是被後世學者稱為“基督教與異教抗爭的最後一個世紀”即公元4世紀的羅馬帝國的一位人物，準確地說，他是那個時代的主人翁之一。被汙蔑為“叛教者”的尤裏安所推出的反基督教政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讓羅馬帝國國民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到“米蘭敕令”頒布時的狀態之下。尤裏安再次承認了所有信仰的存在，無論是希臘羅馬多神教，還是埃及的伊希斯神以及起源於敘利亞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猶太教，甚至是基督教內部因對教義解釋不同而產生對立的三位一體說的阿塔納西烏斯派及其反對派的阿裏烏斯派等教派。總而言之，信什麼都可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完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所謂的“叛教者”的蔑稱、排斥異己的“異端”思想都全盤遭到否定。尤裏安皇帝頒布的這條敕令，直譯為“全麵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