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高盧事實上已經處在蠻族的統治之下。在高盧，可以根據蠻族如何對待逐漸握有統治權的地方實力派人物，即羅馬帝國的既有階級，將其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把上層人士也和社會中下層一樣當做被征服者對待，就像北非汪達爾人那樣。第二種則是把那些既有階級當成合作者，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予以保留。當時的高盧，法蘭克人正在北部逐步確立勢力；西哥特人正在西部努力打拚，同時入侵西班牙。兩個蠻族相互爭霸。西哥特人屬於第二種情況。為建立針對阿提拉匈奴人的共同戰線，阿維圖斯也曾在西羅馬帝國軍隊總司令、自己的上司埃提烏斯與西哥特人族長狄奧多裏克之間積極活動。
當地實力派人物是逃出還是留在蠻族統治之下的地方，體現了第一種做法和第二種做法之間的區別。汪達爾人征服後的北非有很多上層難民，而在西哥特人統治的高盧西部卻看不到同樣的現象。
阿維圖斯在公元455年“羅馬浩劫”後當上了西羅馬帝國的皇帝。他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高盧被擁立為皇帝的，並且不是由羅馬軍隊士兵，而是西哥特人的國王推舉為皇帝的。所以，阿維圖斯皇帝在即位後過了半年多的第二年——公元456年才進入意大利。
皇帝一旦成為絕對專製的君王，在他的官邸、公邸，即皇宮工作的名為宮廷人員的官僚階層便擁有了權力。他們根本不可能歡迎在高盧由蠻族推舉當上皇帝的阿維圖斯。阿維圖斯到達意大利時，悲慘的結局也就到來了。起初他隻是被強迫退位，最終卻被殺死。蠻族推薦的皇帝就這樣被除掉了。
拉文納的宮廷官員們推選的下一任皇帝是位名叫馬約裏安的蠻族出身的軍人。他也曾有過在埃提烏斯手下從軍的經曆。與阿維圖斯不同的是，他是純粹的軍人，而且出身蠻族，宮廷官僚可能以為他容易操縱。可是，這位新皇帝剛一即位就表現出了主動積極的性格。這可違背了宮廷官僚的初衷。宮中的官僚們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階層，而新皇帝馬約裏安開始實施的所有政策都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
第一項政策是大赦。其實這是一項關於稅收的政策，要一筆勾銷未繳納的稅金，並承諾今後將公正地進行征稅業務。沒有什麼比征稅業務更能讓官僚從中撈取好處的事情了。
第二項政策是恢複地方自治體。具體來說就是，原先的地方自治體（Municipia）在征稅額不足中央規定的額度時，議會議員有義務自掏腰包填滿不足額度，而今後將免除這一義務。因為這項義務的存在，越來越沒有人想當地方自治體的議員。在羅馬時代，地方自治體的要職按規定是由在議會中擁有議席的人兼任。
馬約裏安皇帝甚至還設立了一個直譯叫做“都市護衛”的新機構。城市，在羅馬人的語言拉丁語中稱作“civitas”，對起源於城邦的羅馬帝國來說，一直是重要的核心。即使施行帝政之後，向主要由擁有羅馬公民權的人居住的“城市”和被羅馬征服的人居住的“地方自治體”授予權力，是曆代皇帝的重要政策。換言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絕妙和諧才是元首製時代民心安定的真正原因。馬約裏安皇帝的地方分權政策就是糾正戴克裏先皇帝以來過於偏向中央集權的帝國之“軸”，使之回歸到城市和地方自治體，從而恢複平衡。在這一點上，這個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自從戴克裏先和君士坦丁大帝把方向舵扳到中央集權路線上來以後，已經過去了200年。即使政策正確，時代也不再接受。縱令沒有皇宮官僚的反對，也不能指望收到什麼效果。
皇帝也許為此著了急，宣布要遠征北非。作為政策，這也是正確的。汪達爾人海盜暴行日益嚴重，就連瀕臨亞得裏亞海的遙遠的意大利南部，受到來自北非危害的城市也在不斷增加。進攻這些海盜的根據地北非，把人們從對海盜的恐懼中解放出來，有著充分的道義名分。
但是，這個政策並不符合時代要求。遠征所需的費用如何籌措？高盧、西班牙和北非已經不向西羅馬帝國納稅。在這樣的狀態下強行遠征，不可能沒有重大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