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一個寒冷的冬夜，一輛馬車在西普魯士的街道上狂奔，駕車的孩子站在馭手的位置上雙手緊握韁繩。“攔住他，攔住他！”路人發現這輛受驚的馬車是個孩子在駕駛，不由得大聲疾呼。然而有誰能攔得住這四匹發了瘋的駿馬拉的車呢？這時，駕車的孩子突然發現有母女倆在過馬路，孩子一邊嘴裏“籲、籲”地吆喝著馬停下，一邊雙手挽緊韁繩繃直身子勒住狂馬。車停了，慣性使孩子一下摔倒在凹凸不平的堅硬路麵上，滿臉是血的孩子掙紮著從地上爬起來還想上車，但是由於他摔得太重上不去了。“快，快救我父親，他要死了！”圍觀的人這才發現車上躺著一個昏迷的成年男人，男人的頭上黃豆粒大的汗珠粒粒可見。於是路人將孩子抱到車上，將車趕到最近的一家醫院。趕車的孩子就是幾十年後被授予首屆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的埃米爾·馮·貝林。
1854年3月15日，貝林出生在西普魯士一個尋常百姓家，貝林的家族中沒有一個人和醫學有緣，他學醫純粹是因那個冬夜他趕車狂奔，醫院救活了他那蛔蟲鑽膽的父親所致。
貝林是個肯鑽研的年輕人，在柏林醫學院他始終以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當貝林大學畢業時，普法戰爭打響了。貝林沒有躲進實驗室或開間診所過清閑太平的日子，他知道槍彈橫飛的戰場上每天都有人受傷、流血，就毅然入伍做了軍醫。他不甘心等在後方救治送來的傷員，而是常常隨擔架隊到最前線去搶救那些剛剛倒下的戰士，以致在一次搶救傷員的過程中被流彈擊中肩部。貝林被抬上了手術台，躺在另一張手術台上的是一個等著鋸腿的戰士。混亂匆忙的戰爭中什麼事都會發生，止痛針隻剩最後一針。貝林叫醫生給那戰士注射，而那戰士拔出身上的手槍威逼著醫生說：“給貝林軍醫注射。他是重要的，我死了沒有關係。”貝林流著淚接受了這針止痛針，當聽著那戰士鋸腿時發出的慘叫聲時，貝林立下誓言，今生今世都要為減輕人類的痛苦活著，矢誌不渝！
戰爭結束後，由於貝林的英勇無畏，醫術精湛，他被特邀到軍醫院做講師。貝林更加刻苦勤奮、勇於鑽研，受到舉世聞名的細菌學家柯赫教授的器重。1889年，貝林開始在柏林的柯赫衛生研究所當助手，在柯赫教授直接領導下從事細菌研究。當時這個研究所已蜚聲世界，曾先後找出許多傳染病的病原菌，如白喉杆菌和破傷風杆菌。他們還發現，這些病原菌會產生毒素，使得受感染的人或動物出現種種病症，嚴重的甚至引起死亡。那麼，怎樣才能征服這一些病原菌呢？貝林的心中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貝林在柯赫研究所裏結識了一位叫北裏柴三郎的日本人。共同的愛好、共同的勤奮鑽研使貝林和北裏柴三郎成了要好的朋友。北裏柴三郎精通中國古代醫學，非常崇拜華佗、李時珍。一天北裏柴三郎又和貝林談起征服病原菌的問題，他說：“中國古代醫書有一條醫理，叫做‘以毒攻毒’，有文字記載的就有用砒霜這種劇毒藥品治療人體內寄生蟲的記載；在歐洲，琴納首創的天花疫苗和巴斯德的狂犬疫苗都是以毒攻毒的實例。我看以毒攻毒之所以沿用至今，必然是有道理的，我們能不能根據這條醫理來預防和治療疾病呢？”“以毒攻毒，以毒攻毒，”貝林嘴裏輕輕念著，突然，他高興得跳起來：“對，以毒攻毒！病原菌能產生毒素，毒害人和動物，那麼就一定會有一種能攻毒的抗毒素。”醫理明白了，但還需經過艱苦的實驗。貝林先從研究治療破傷風這種嚴重的外科疾病入手，破傷風是破傷風杆菌侵入人體外傷後的傷口而引起的一種死亡率相當高的疾病。貝林仿照巴斯德治療狂犬病的辦法，把感染過破傷風而依然活著的動物血清注射給剛剛感染破傷風杆菌的動物或者有外傷而可能感染破傷風的動物。經過300多次試驗，終於證明這種血清可以預防破傷風。這項發現告訴人們：得過破傷風的動物血清中有一種對抗破傷風毒素的“抗毒素”。貝林還發現，這種含有抗毒素的血清隻有在機體發病前或剛剛發病時立即注射才有效，一旦疾病已經形成，再注射就沒有什麼效用了，這在醫學上叫做“免疫作用”，而不是治療作用。
1889年在德國醫學學會上，貝林根據實驗結果想出了“抗毒免疫”的新概念，闡述了以毒攻毒的原理。新的東西往往不易被人很快接受。會上，貝林讀著他與北裏柴三郎合作的論文，可會場上許多人都心不在焉，有的甚至打起了哈欠。他有點著急了，不得不放大了聲音，以引起大家注意。一位學者站了起來，“先生，你們的這篇論文有點道理，不過，有些字眼沒聽說過嘛，不是故意挖苦兩位，你們年紀輕輕，就在杜撰醫學新名詞。”這番話引來了哄堂大笑，貝林和北裏柴三郎的臉都紅了，但在頗有些尷尬的氣氛下，貝林仍然堅持讀完了論文。他們相信自己是正確的，正確的東西經得起時間檢驗，並最終會為人們接受。他們還要“杜撰”醫學新名詞，因為他們要把危及千百萬兒童生命的白喉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