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於達爾文的三個難題是否已經解決了呢？”思友問。
“當然，對於這三個難題，隨著科學水平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又有了新的證據和認識。”爸爸補充道，“在《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人們就找到了可用於支持達爾文學說的化石。1861年，在德國出土了始祖鳥化石，它既有爬行類的特征，又有鳥類的特征，明顯是從爬行類到鳥類的過渡型。現在被稱為過渡型的化石已有上千種，但是與已知的幾百萬種化石相比，仍然顯得非常稀少。”
“至於地球的年齡問題，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達爾文是對的，而湯姆遜算錯了，現在的地質學界公認地球有四十幾億年的曆史，而至少在三十億年前生命就已誕生。”
“關於自然選擇的遺傳機理，我們現在也已經知道孟德爾主義正是達爾文所需要的遺傳理論。可惜，孟德爾的發現被當時的科學界完全忽視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孟德爾主義在1900年被重新發現時，遺傳學家們卻認為它宣告了達爾文主義的死亡。”
“怎麼會這樣呢？”我不解地問。
“因為在他們看來，隨機的基因突變，而不是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真正動力。不過，也有一些在野外觀察動植物行為的生物統計學家仍然信奉達爾文主義，因為他們所觀察到的生物對環境的奇妙適應性，是無法用隨機的突變來解釋的。”
“現在，我們已經能從理論上證明，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不僅不互相衝突，而且相輔相成。那些在野外做觀察研究的生物統計學家所獲得的進化論數據，都可以從遺傳學原理推導出來。在孟德爾遺傳學的基礎上，自然選擇可以完滿地解釋生物的適應性進化，根本不需要拉馬克主義、突變論等其他學說。孟德爾遺傳學正是達爾文夢寐以求的理論！”
不過，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其他任何一門科學一樣，自身也是在不斷發展中的。莊子說得好啊，‘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好好把握時間，珍惜自己的生命，為了全人類從自然界中的解放事業而不懈地奮鬥。”爸爸語重心長地說。
達爾文的書房靜靜地矗立在我們的麵前。看著此情此景，回想著過去的一幕一幕，傾聽著父親的講述，我更加堅定了獻身生物學研究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