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一位優秀的測驗學家或治療專家，很快就能以一般的方式發現一個人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是什麼，並能給他頗為恰當的職業指導等等，不過，選擇和拒絕的問題仍然不可避免。
此外，當成長中的人朦朧地看到一係列命運，他在其中可以依據機會並按照文化的讚許或譴責進行選擇時，當他逐漸把自己獻身於選擇時，自我製造和自我創造的問題就出現了。例如，醫療事業、紀律、艱苦勞動、延遲愉快、強製自己、鑄造和訓練自己，這一切都變成必需的了。不管醫生是如何熱愛他的工作，為了成為醫生，他還是有那種必需忍受的、不合意的工作要做。
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把這一點提出來。經過成為一名醫生來自我實現，這意味著成為一名好的醫生，而不是一名差的醫生。這個理想，肯定部分是由他自己創造的，部分是由文化賦予他的，部分是在他內部發現的。他想象一名好醫生應該成為什麼樣子，這一點是有決定作用的，像他自己的天才、智能和需要有決定作用一樣。
整合知識與行動的割裂
哈特曼否認道德規範能夠從心理分析的發現中引伸出來。在這裏，“引伸出來”指的是什麼？我個人認為，心理分析和其他揭露療法都隻是展現或揭露了一個人本性內部的、生物學的、似本能的核心。這個核心的一部分無疑是偏愛和渴望，還可以認為是固有的、生物基礎上的價值，盡管這是微弱的價值。
一切基本需要以及個體所有天生的智慧和天才，都可以歸入這個範疇，至少在古老的、外部的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我隻是說它們是人性固有的東西，而且如果否定它們或它們受到挫折就會導致病態，因而也就幫助了邪惡，因為病態和邪惡盡管不是同義的，但它們肯定是部分交迭的。
雷德裏奇也有類似的主張：“如果探索療法變成了探索意識形態，那麼，正如惠利士所清楚地指出過的那樣，這就一定會失望，因為心理分析不能提供意識形態。”當然，如果我們從字麵上理解“意識形態”這個詞，這自然是對的。
不過，這樣一來，某種很重要的東西就會被忽略了。盡管這些揭露療法並沒有提供意識形態，然而，它們肯定有助於揭露並至少提出了固有價值的赤裸裸的原基或雛形。
換句話說，揭露治療和最深刻的治療能夠幫助病人揭露他模模糊糊追求的、向往的、要求的那種最深奧的、最內在的價值。因此，我堅持認為，正確的療法是同尋求價值有關係的，而不像惠利士所斷言的那樣，是無關的。
我確實認為這是可能的，我們甚至可以把治療定義為尋求價值，因為從本質上來看，治療最終所尋求的同一性就是尋求一個人內在的、真正的價值。特別當我們回憶起，提高自我認識（認清自己的價值）與提高對別人和對一般現實的認識（認清它們的價值）是一致的時候，這一點更明顯了。
我認為，過分地強調自我認識同道德活動（以及價值信念）之間的巨大鴻溝（假設的），這本身可能就是思想和行動間的中斷特別縈繞於懷的征兆，這種情況在其他特點上並不如此普遍。這很可能也概括了哲學家古老的兩難命題：“是”和“應該”、事實和規範之間的困境。
我對於健康人、處在高峰體驗中的人、設法把自己好的著迷性質和好的歇斯底裏性質整合起來的人觀察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一般來說，不存在這種不能聯接起來的深淵和中斷；在他們那裏，清晰的知識一般都湧現出自發的活動和道德的規範。也就是說，當他們知道了什麼事情是正確的時候，他們就去做這件事。
在健康人身上知識和行動的割裂還保留在什麼方麵呢？它們隻在現實和存在的固有割裂、真正割裂的方麵保留著，而不是在假設的割裂問題上保留著。
這個猜想的正確性達到怎樣的程度，就能被證實到怎樣的程度。深蘊療法和揭露療法不僅作為疾病的消除法，而且也作為合理的價值揭露技術。
善於適應
“正常”和“反常”已幾乎沒有什麼大用了，因為它們有這麼多不同的含義。對於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來說，強烈的傾向是用更具體的、而又屬於這些方麵的概念來代替這些十分一般的詞。
關於正常，人們一般來說是從統計、文化相對論或生物醫學的角度來解釋的。然而，就像交際場合或禮拜的用語一樣，它們不過是一些傳統的解釋，而並非日常的解釋。正常一詞所具有的非正式意義就像專業含義一樣確切。